在世界用玉史上，中国是用玉最早和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玉，石之美者”，它指一切温润而有光泽，质地坚硬，呈半透明或不透明的美石。玉石的名称自古就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玉是沟通上天的神器，在王主宰的岁月里，它是最神圣的王权代表，它象征着庄严的礼仪，寓意着高贵的品质。爱玉、崇玉的传统，以及琢玉的技术，使得中国玉器有着独特的功能和深邃的文化内涵，在中国工艺史、乃至世界工艺史上都是独树一帜的。
中国的玉器生产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在整个华夏民族琢玉的历史长河中，商代玉器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镇程家村商代墓葬除出土令世人瞩目的青铜器、陶器外，也出土了件（颗）玉器，它是商代时期长江南岸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1］。新干商代墓葬中的玉器不仅数量大，种类繁多，而且工艺娴熟，琢玉精湛，造型独特。这批出土玉器对研究当时长江中游地区方国的玉器文化和琢玉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实物史料价值，它和湖北兆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商代玉器以及长江上游地区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玉器等共同代表了长江流域商代玉器的风貌和成就。
一、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玉器
（一）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
江西省素有“吴头楚尾”之古称，与江浙吴越文化相互影响，又与古楚文化血脉相联。吉安市新干大洋洲墓葬文物属于吴城文化的产物，在学术界已基本趋于一致，但在论及墓主人的归属时，却引发了关于吴城文化族属的不同看法。在此，本文不作重点论述。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决非孤立与偶然的文化存在，如在大洋洲商代墓葬的东面20公里处为闻名遐迩的清江山前乡吴城商周文化遗址，出土了商代青铜、陶器以及冶铸青铜器的陶范等重要文物。北面公里处则有一处世界上最早的商代铜矿遗址———瑞昌商周矿冶遗址，而东南5公里处为牛头城商周遗址［2］。它位于大洋洲镇许家、杨家村后面约30米处，东北面紧邻原大洋洲中学（五七干校）。经卫星航拍计算，牛头城遗址占地约40万平方米（图一为商周牛头城城墙考古发掘采集现场）。年冬，群众在加固中堎水库的坝基工程中，发掘出土一批商周青铜器，计有列鼎5件，铜甗一件，铜爵一件和若干陶器［3］。7年8月10日，笔者在对新干大洋洲商周牛头城遗址进行考察时，考古专家正在对牛头城遗址进行阶段性试掘，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解决新干商代大墓的归属问题及墓主人的居住地究竟处于何处。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考古研究成果来看，大洋洲商代大墓的主人可能就是这一带建立的奴隶制政权中，土著人的最高统治者或贵族，牛头城可能是方国的都城。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下葬年代大约为商代晚期早段，距今约为－年，即殷墟中期，当时正值吴城文化的繁盛时期［5］
年9月20日，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被数百名村民，为维修赣江防洪大堤，在程家村涝背沙丘掘取沙土时而无意间发现。墓葬中的青铜器数量之多，造型之奇，纹饰之美，铸工之精，令世人瞩目，当代文物考古专家称其为“江南青铜王国”［2］。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除出土青铜器件，陶器（完整器和可复原器）件外，同时也出土了大批的玉器，与大洋洲青铜器、陶器交相辉映，共同代表着吴城文化的最高工艺成就与水平［4］。
（二）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玉器
吴城文化的玉器除在江西省的清江吴城遗址和德安石灰山遗址等地有零星的出土发现外，新干大洋洲墓葬出土的玉器是最为集中的一处。它是商代时期长江南岸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玉器共计件（颗），而完整玉器达80件之多［5］。其中主要包括玉礼仪器琮、璧、环、玦、瑗、璜、戈、矛、铲，玉饰品侧身蹲坐羽人、神人兽面形饰、蝉、蛙、鱼、镯、项链、柄形器、水晶套环、圆勒以及附件扉棱、虎扁足等，可谓琳琅满目。大洋洲商墓的玉器琢制工艺精湛，此时在石器磨制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人们已能熟练地运用砣制技术，并采用了青铜工具来制玉。制玉技法有线锯切割，管钻、掏雕，以及将线刻与浅浮雕、圆雕、镂雕相结合和整体高度抛光等工艺。琢玉技术的发展与提高，使整个商代制作了大量的玉器。据文献史书记载，“武王俘商王旧玉亿有百万［7］”。
在中国的琢玉历史上，可选的玉器原料非常丰富。既有质地坚硬的黄玉、白玉、碧玉、翡翠，也有色彩鲜艳的珊瑚、松石、玛瑙、芙蓉石，还有晶莹明洁的水晶、绿晶、茶晶和宝光闪烁的碧玺、蓝红宝石、猫儿眼、钻石等。经专家陈聚兴先生的考古鉴定，大洋洲商代大墓玉器制品的玉质和璞料，可分成透闪石质软玉类、磷铝石类、磷铝锂石类、水晶石类、叶蜡石类和绿松石类六种，通过比对，产地分别来自全国不同的地方［2］。如多数透闪石质软玉类的质地、色泽非常接近新疆的和田玉，有些甚至不分伯仲，与羊脂玉、青玉和白玉基本相当，因此透闪石质软玉类的石材应来源于新疆和田等地，但也有少数玉料与陕西蓝田地区的玉相近似的特征。而像磷铝石类、磷铝锂石类、水晶石类当属就地取材，因为在湖北、江西两省交界处的幕阜山伟晶岩中有大量的贮藏。另外，还有来源于湖北郧县和淅江青田等地的玉石，绿松石类、叶蜡石类当属此类。这批玉器出土时，绝大部分已遭人为损坏，只有少数小件完整，这可能与当时社会的丧葬风俗有关。
二、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玉器的工艺特征及文化意蕴
墓葬，在中国蕴含着独特的意义，它成为人们解读古代社会的窗口，成为复原人类社会的重要依据。我们在此对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中的玉器进行学习与研究，有益于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和包括原始宗教思想在内的观念意识，有益于了解社会的组织和结构，有益于了解阶级关系和等级制度，有益于了解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工艺。
中国古代玉雕技术萌芽于石器时代，至商周趋于成熟。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中的玉器形制精美、造型独特，有着发达的玉器琢制技术和独具魅力的艺术特征。在这批玉器中，既有中原商式玉器的造型装饰艺术特征，也有自身造型艺术的个性特点。这充分反映了新干商代社会时期，匠人学习、继承和发展的开放心态以及独创精神，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审美水平、思想与原始宗教观念。（一）与中原商代玉器相类似的传统工艺在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玉器中，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为礼仪器，二类为饰品，三类为杂件。玉礼仪器主要在宗教祭祀、政治礼仪等活动场合中使用，象征着贵族的不同等级和身份。新干大洋洲商墓玉礼仪器中的琮、璧、璜、瑗、戈、矛、铲和饰品中的柄形器、坠形饰、佩戴饰等，无论在造型的特征上，还是在纹样的装饰上都具有明显的中原商代玉器的特征。邹衡先生认为，“大洋洲玉器从整体上说是商代的，同其他省发现的玉器和传世玉器相比较，可以看出商代的作风，而不是周人的作风［2］。”象蝉纹玉琮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琮就极为相近似，富有极强的商代器物特征。玉琮在古代用于祭祀天地，由于它的形制为内圆外方，曾被认为是地母女阴或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张光直先生则认为玉琮兼有内圆外方的造型特征，是象征着天地的贯通，是最为神圣的礼器［2］。以玉为琮，很可能暗示玉在天地沟通上的特殊作用，涵蕴着诡秘的色彩。
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蝉纹玉琮（图二）［5］，为产于伟晶岩的磷铝石制，呈灰黄色，内圆外方，上小下大，两端面平，有不甚明显的短射。经琢制，使玉琮的四角凸起并形成对称的长方弧面上饰有上下两个蝉尾相对的浮雕式蝉纹。此蝉纹的琢工虽然相对较粗，有的肉眼也难以分辨，但大头圆眼、宽翼窄尾的弧状特征依然清晰。器身中间有一明显经砣轮技术切割的浅横凹槽将方弧面和整个琮体分为上下两节，中部横截面抹角微呈方形，上下两端各饰阴线三周，且都是最外一周较深，另两周较浅。中间一个浅横凹槽和四角的横凹槽相平齐，且宽度相等，在浅横凹槽上下各饰阴线纹两周。琮体内空为双面管钻而成，孔璧打磨光滑、表里均经抛光处理［3］。此琮虽不及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蝉纹玉琮那样雕刻的精细，但上下两个相对的蝉纹装饰仍有别于它，形成了自身的变化与艺术追求。
在大洋洲商代墓葬出土的玉器中，所采用的装饰纹样主要有方格纹、菱形纹、斜线纹、回纹、以及莲瓣纹、对角几何纹［3］和臣字目的兽面纹。这些纹饰也是中原商代玉器的常用装饰纹样，此类现象充分说明了大洋洲商代玉器对中原玉器的学习、仿制与传承关系，同时也反映出中原文明对长江下游、鄱阳湖流域和赣中地区的辐射、影响与文化上的内在联系。
（二）形制精美、造型独特，富有个性的玉器工艺及文化内涵
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的玉器，除学习、仿制中原的商代玉器雕琢外，也有形制精美、造型独特，琢制精湛，并富有个性的玉器。在这些玉器中，不仅有具象写实的，也有夸张、变形的，它反映了雕刻艺人的高度概括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充分展示了艺人的聪明才智和艺术创造才能。如绿松石蝉（标本，图三），由产于湖北郧县的绿松石制，呈翠绿色，长度达45mm，实属罕见［5］。《周礼·典瑞》有“大丧共饭玉、含玉”的记载［9］，把蝉含在口中寓意复苏化变的再生宗教意识。在自然界，因为蝉蛹会一动不动地像死了一样待在土中，直到夏天才蜕化成蝉，因此古人用蝉为死者陪葬，希望尸身能像蝉一样蝉变复活。大洋洲商墓出土的玉蝉是否握于手或含于口，亦不得而知，但借此寓意尸身不朽而转生的宗教观念和丧葬习俗已深入人心，并影响后世。玉蝉（标本）琢制精美、细腻造型十分的概括，而又具象写实。此绿松石蝉有瑕疵，但工匠将缺陷隐藏于底侧，反映出艺人的巧妙设计与精心安排。绿松石蛙（标本）［5］同样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蛙宽仅有10mm，长不过17mm，厚为5mm，呈淡绿色［5］。蛙具有女性肚腹的象征含义。在人类早期，原始初民看重孕育新生命的门户，进而认识到女性肚腹孕育小生命而由阴户分娩而出的重要性。由于蛙生殖力强、腹部浑圆，因此，蛙成为了女性肚腹的象征物。此玉蛙工艺精美，造型既写实而又概括、简炼，形象生动传神，给人以深刻印象与美的享受。而玉鱼采用了与玉蝉、玉蛙截然不同的造型手法。玉鱼（标本、）［5］，为透闪石质软玉制，色暗淡，缺艳丽，不透明，呈蜡状光泽，均素面无纹。
玉鱼（标本）呈灰白色，体形宽胖，头近横长方微弧顶形，束颈，腹背鳍近颈，两体侧微鼓，尾鳍对称分叉，而玉鱼（标本）的体形瘦长，头如倒三角心形，束颈腹体平直，腹背无鳍，尾鳍对称分叉。两玉鱼一胖一瘦，似乎也蕴涵着一阴一阳的特性。有关阴阳和谐的观念，此时早已融进古代先民的生活之中。中国自古就有“两雄不并立”之说［6］，在古代的工艺制品中都可以看到这种一雌一雄，成双成对的飞禽、走兽饰品。此两玉鱼制作简练，造型极度变形、夸张，形态虽扁而薄，成片状，但主要艺术特征明显，表现出艺人们的丰富想象力和审美趣味以及古人追求阴阳和谐的美好愿望，同时也表现出古代先民的古风习俗。
在远古，鱼与原始先民的日常生活就已密切相关，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之一。到商代，鱼仍成为人们食物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在南方，由于湖泊、河道纵横交错，鱼类资源丰富，从而自然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密切关系，进而影响到人们的情感、意识。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汉字中很早就有了象形的“鱼”字。在先秦典籍《诗经》、《周易》中鱼有隐喻“男女相合”之义。鱼在远古是女性生殖器官的象征。对女性生殖器官的崇拜是和原始社会渔业生产的发展分不开的。以鱼象征女阴，象征女性，象征配偶或情侣，是起源于鱼腹多子，繁殖力强，原始初民以此祈求生殖繁衍，寄托族丁兴旺的美好愿望与追求。由于人们对鱼的特殊钟爱，因此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中，赋予了鱼丰富的文化涵蕴。这种鱼文化也影响到了玉器的制作，在历代都出现了很多鱼形的佩饰。用鱼随葬的奇异葬俗在原始社会十分流行，而商代则有宗教、信仰观念上的更深层次的含义，认为人死后，口含玉蝉能像蝉一样蜕化更生，或口含玉鱼能像鱼一样自由游弋，故亦借此玉石不朽，祈望于尸体不腐而鬼魂出窍再生。这种丧葬礼俗寄托着复苏化变的再生愿望，实际上是寄托着生者对亡者复苏的祈祷。因此他们创造出的各式各样的鱼纹及饰品，是为了表达那个时代特有的、原始的、宗教的情感与信仰观念，由此孕育出别致新颖，独具地方民族风格与特色的鱼形纹饰。
鱼，在我国古代除了具有原始宗教、原始图腾的含义外，它也一直被视为人们的吉祥物。早在上古时代，鱼已成为瑞应之一。鱼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青睐，不仅是因为鱼肉鲜美，人们可享受口腹之欲，亦可把玩鉴赏，而且还由于“鱼”、“余”谐音，“鱼”可暗喻富足有余，表现了人们对于美好、富裕生活的无限向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关鱼的文化内涵也日趋丰富，并逐渐在民间积淀成厚重的民俗文化。如荷花与鱼组成的纹饰，寓意“连年有余”；鱼与磬组成的则寓意“吉庆有余”。在吉安，青年人结婚迎娶新娘时仍有送鱼的习俗；而在新婚花烛之夜，则有向洞房撒花生、红枣的风俗，寓意“金鱼撒子，早生贵子”。这些民俗文化在今天看来，对于我们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渊源和传承仍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玉神人兽面形饰（标本［5］，见图四局部），磷铝石制，正面为蓝绿色，蜡状光泽，底侧因风化成为暗淡的灰白色，呈土状光泽，正反两面形成截然不同的反差。玉神人兽面形饰通高16．2cm，下宽5cm，中宽6cm，顶宽7cm，厚为0．1～0．4cm。此器物在整体和正面纹饰上，雕琢出一个犹如戴卷角高羽冠的浅浮雕神人兽面像。该器采用了双线凸雕与单线阴刻两种方法，玉神人脸面和高冠上的放射状羽翎以及一些卷云纹等均使用阳线纹雕琢，兽面的长方形嘴巴、两排6枚方齿和两对獠牙等则采用单线阴刻。兽面神人像除脖颈和高耸的羽冠外，面部由两部分组成：上部分为神人像，包括梭形眼、卷云粗眉、宽鼻梁，脸部两侧各有3个向上卷的角状扉棱，下两个又可看成是大耳。下半部分为兽面，包括獠牙、方齿，而在长方形阔口的两侧各有一个圆穿，既可视为兽面的双眼，又可似为神人大耳的垂环［5］。这件亦人亦兽的玉人兽面像构思巧妙，个性鲜明，造型精练，线条优美、流畅，通体经抛光处理，为江南地区所少见，出土时，两面均沾有朱砂，与遗址内同时出土的青铜器———双面人形神器有异曲同工之妙。
关于朱砂，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使用，至周代已广泛用于防腐。它既是一种矿物质原料，也是一种药材，具有防腐的功效。把朱砂洒在墓穴的土上，或尸身之上，除用于防腐之外，还应有更深的文化寓意———表达对死者的哀悼。如果涂于陪葬的器物之上，则有宗教观念与巫术的作用。
在商代，人们十分迷信，他们把人间的吉凶祸福看作是上天神灵所降，鬼魂作崇。想象原始人的思维，不但看到日月星辰的运行和白天黑夜的交替变化不可理解，对于风雨雷电这些自然现象也是无法参透，会产生许多的疑问，加之受到人类自身生老病死的影响，以及对梦幻的费解，从而产生对自然的敬畏、光明的向往和黑暗与死亡的恐惧等等，从而逐渐产生了“鬼魂信仰”和“万物皆有灵”的宗教观念。《周礼·春官·大司伯》载曰：“以祈天神。［9］”商人相信并崇拜超自然的神灵。在农耕生产和生活中，如遇到困难、甚至生命受到危胁的时候，总希望可以祈求神灵的护佑、祈求神灵的宽恕、祈求神灵的赐福。玉神人兽面形饰（标本）就是当时宗教祭祀或巫术活动中的神物。凸目、方齿、獠牙的兽面形象在今天庐陵古村落的各种面具遗物中仍能见到它的踪影，如泰山石敢当、祭祀用的神轿和祭桌上的狻猊形象以及镇宅面具等。而上古人们的崇拜天地和自然神祗的祭祀仪式也已演变为当今的民俗文化。如吉安市陂下古村的接神祭祖“喊船”本土民俗活动。另外，在新春佳节或新婚典礼之际，庐陵古村落都要在宗祠中举行隆重的“拜天地”仪式，这应是上古先民天地崇拜、祖先崇拜的遗风遗俗。
大洋洲商墓中有一件最具代表性的玉雕———侧身蹲坐羽人（图五）［5］，叶蜡石制，呈柔和的棕红色，色泽匀润，有滑感，蜡状光泽，无瑕疵，不透明，石质与淅江青田玉的“紫檀冻”相当［2］。此圆雕（标本）为侧身蹲坐状，两侧面对称，头顶一伏鸟状的高冠，鸟尾以掏雕法琢出三个相连的链环，腰背两侧有羽翼似两只翅膀，腿部也琢出羽毛，且嘴呈勾喙，中间的孔洞为管钻一面钻通，而后用工具稍加磨平而成。“臣”字形目，与同时出土的青铜羊角兽面具“臣”字目装饰属同一风格，极具时代特征。粗横眉，半环耳，双手握拳曲臂于胸前，双腿弯曲紧贴于腹。整个玉器雕刻工艺精美、细腻，形态生动，表情丰富，人体比例协调，既充分表现出“鸟”的特征，又琢制出人的特点，人鸟合一，从而形成一个赋有怪异与神秘色彩的“羽人”形象，出土时涂有朱砂，更增添了“羽人”的诡异色彩。
侧身羽人与套环是用一整块玉料雕琢而成，耳、目、眉、臂、肩、腰、背两侧至臀部上的鳞片纹都是采用减地法而呈现浮雕状，鸟冠、尖喙钩状的嘴采用镂雕法，而三个活链环以及双脚底部的凹槽则采用掏雕法琢制而成。这条形制统一规整的活链环，即使在工具先进、琢制工艺技术发达的今天，也是一项难度极高的工艺。但是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就已能雕琢出如此精美的套环，令人惊叹不已。整个玉器构思巧妙、想象丰富、造型奇特，分别采用了圆雕、浅浮雕、镂雕、掏雕等多种高难度的琢制技法，并制作相当精细，是新干大洋洲商墓玉器中最为精妙的一件，体现出大洋洲商代玉器高超的雕琢工艺水平与成就。侧身蹲坐羽人像造型奇特，个性特点鲜明，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跪式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玉跪式人具象写实，侧身蹲坐羽人像则人鸟合一，富有象征意味。玉跪式人为圆雕饰品，人物造型生动，线条流畅，基本合乎比例，衣冠发式准确细致，神态倨傲［6］。有人认为这件抚膝跪坐玉人为妇好的形象，它为研究商代衣、冠、发式与商代不同阶级的人物形象增添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侧身蹲坐羽人像通高11．5cm，涂有朱砂，出土时位于死者的头顶处，因此更赋予它神秘的色彩。
前文述及鱼象征着女阴、象征着女性，那么“鸟”就是象征男性图腾凝固之后的符号。赵国华先生认为：以鸟纹象征男性生殖器，这是因为鸟头与阴茎头相似；鸟生卵，男性生殖器也有卵（睾丸）等诸多因素。因此，先民把鸟与生殖联系起来，并逐渐认识到生儿育女乃是男卵之精进入女腹孕育卵化的结果，从而认识到了男性生殖器的生殖机能，并领悟到“种的作用”［8］。原始初民把生殖与男根、女阴相结合的性交结合起来观察，是人对自身的认识带有飞跃性的一次深化。《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郭老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就有关于“玄鸟生商”的神话论说，他认为玄鸟就是凤凰，并相信这一传说：鸟是生殖器的象征，直到现在仍是（男性）生殖器的别名，卵是睾丸的别名［8］。玉侧身蹲坐羽人像正是这种原始思想意识下的产物，它反映出商社会对以“种”、以血缘关系维系宗族部落势力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也反映出商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的确立与完善。这种社会基本组织结构，在封建社会一直延续并发展至宋元明清，至今仍能在庐陵的广大乡村看到这种以男丁为主的宗族组织结构遗迹的存在。
通过观察、分析与研究，笔者认为新干大洋洲商代玉侧身蹲坐羽人像在墓葬中的出现决非偶然，因为我们不管从怎样的角度来观察，都能强烈感受到它的与众不同与神奇，它应被赋有非凡的作用。我们从琢制的精美程度和奇特的造型来看，与原始信仰发展而来的神灵崇拜、祖先灵魂崇拜以及巫术有关，具有深层的文化内涵。它和玉兽面神人像一样，都应是在当时商社会的某种神灵、祖先等礼仪祭祀活动中被使用的神器，有着极高的美学、历史、民俗与考古价值。
在华夏传统文化中，有关神灵的崇拜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它可以深入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什么是神灵？神灵是人类想象的产物。这样的思想活动，是出于现实需要的考虑，同时也是得到了现实的有力支持。例如，如果没有维系宗族部落团结、强大等方面的要求，原始人就不会想象出图腾和祖先崇拜；同样，如果没有鸟类飞翔于天空的现实场景，古人就不可能为神灵想象出可以飞行的超人能力。神是人造的，大洋洲先民在造神运动中通过想象与幻想以及现实需要的考虑，琢制出“人鸟合一”的“羽人”形象，并赋予它神秘的色彩和超自然的能力。
新干商代墓葬玉器是大洋洲工艺匠人的心灵写照，是先民情感的载体，是华夏瑰宝的又一种显示，各自的独特形象都凝聚和反映了商代先民的智慧和生活习俗，并给人以古老历史文化的陶冶和启迪。
三、结束语
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出土的玉器，与青铜器、陶器一样，同为中国工艺美术宝库中的瑰宝。大洋洲商代墓葬的玉器文化内涵丰富，它的出土对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乃至整个古代文化史的研究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大洋洲商代墓葬玉器既有与中原玉器相同，或相类似的商代器物特征，如玉琮、玉壁、玉瑗、玉璜、玉戈、玉矛、玉铲等器物与装饰品；也有极富个性特点的玉器饰品，如玉蝉、玉蛙，尤其是玉神人兽面像和玉侧身蹲坐羽人像。综观大洋洲商代墓葬出土的玉器，不仅具有精湛的雕琢工艺与娴熟的打磨加工技术，更有巧妙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和设计创造。像圆雕侧身蹲坐羽人、磷铝石制神人兽面形器、绿松石制蝉、玉鱼和长不过17mm的微型圆雕玉蛙等都是艺人们的匠心独运。在这批玉器中，既有形制非常规整而流畅的器形，也有灵活多变，生动传神的玉雕饰品；既有具象写实的，也有夸张、变形的，它向世人展示发达玉器工艺及深层文化内涵的同时，更向我们昭示了新干大洋洲的先民们用勤劳和智慧所创造的发达灿烂的文明。因此，有着极高的美学、历史、民俗与考古价值，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渊源和传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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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张会安，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06期，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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