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
姚洋，祖籍江西新干，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和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经济学（季刊）》主编。获、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届和第二届浦山国际经济学奖（年、年）、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年）；被评为年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和年北京大学十佳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地理系本科，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经济学硕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制度转型、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发展。
冬日的南方清晨，空气很好。司机小王载着我和南昌伯父出南昌城，向老家新干方向驶去。车过向塘，本该上高速公路，但小王却没有找到去高速公路的指示牌。想一想南昌离新干不过公里，我们建议小王干脆走国道。因为有了京九线和高速公路，国道上的车变得很少了，但路面质量很差，车又是一辆新的爱丽舍，还在磨合期，所以走得比较慢，我们花了近三个小时才赶到新干县城。和上次回乡一样，南昌伯父坚持要买好蔬菜和肉食，说回到村子里一定没有吃的。此时我的手机恰好响了，看号码那边是手机打过来的，但说话的却是老家伯母：“洋仔，你们到哪里呢？”我说：“到新干了。买点菜回去。”伯母说：“不用买！菊秀姐姐提了只鸡来。她在做饭。你们到屋里来吃中饭。”于是我劝南昌伯父不要买菜了。伯父一边嘟囔：“不买菜，回去吃个鬼呦，”一边又说：“那就买些东西带回去给小孩子们吃。”我们因此每人买了许多桔子和小食品。桔子便宜得令人吃惊，也就三、四毛钱一斤。我告诉摊上的老太太说买十块钱的，她称了满满一大塑料袋也才够五块钱。
离开县城往南十五公里，就到了我们该下车的地方。远远地看见两个堂侄小兵和小平坐在路边等着。车子停下，他们便来拿行李和食品。我们让小王掉头回南昌，跟着两个堂侄下了国道，向村里走。堂侄告诉我们，家乡今年大旱，沂江的水量大减，庄稼收成很坏。看看不远处的沂江，果然浅了许多，露出了大片河床。路边的油菜因为缺水，都长得既矮小，又无精打采，看样子来年开春不会有好收成。
我们的村子湖江背离国道其实不远；离开国道，上了沂江的河堤，就可以看见。我还记得，小时候有一年沂江发大水，我们家正对面的河堤被冲开了一个大口子，洪水把湖江背和周围的几个村子淹了三天三夜，家家户户只能吃住在自家阁楼上。我那时也就四、五岁的样子，洪水留给我的印象不是可怕，而是好玩。其中一个场景是，我从阁楼上望见一位堂哥划着一块门板，到处搜罗顺水飘下来的瓜果，因此缠着伯母也要下去试试。这次大水之后的冬天，来了很多筑堤的人，一群人还住在我们家，在我们家的厅堂里支起一口大锅做饭。老堤被加固了，一些地段重新筑了新堤。自此之后，虽然沂江也发过大水，但堤再也没有决口过。
也许是因为多年不回家乡的缘故，家乡积淀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是远远的在堤上望见的参天的樟树和袅袅升起的炊烟。此次回乡实际所见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樟树没有了，炊烟也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几幢或白或青的楼房，突兀的伫立在村头。沂江对面也不完全是青山了。京九线在山脚下穿过，一处山头上矗立着中国电信的无线通讯转播塔。走近村子，发现村子前面的小湖因为干旱已经快干了，露出肮脏的塘底。在仅存的一泓浊水中，放养的鱼儿们正艰难地试图冲出水面呼吸新鲜空气。我们的村名“湖江背”中的“湖”就是指的这个湖而“江”是沂江。但我无法弄清楚“背”的含义。也许是因为这层朦胧感，对于我，我们的村子就和周围那些叫这个“家”或那个“家”的村子不一样了。现在，家乡由我的梦境中走出来，变成了杂乱的现实。
我们家的房子面对小湖，占据着村子里最好的位置。伯母看我们远远走来，返身进屋取出鞭炮放了起来。鞭炮很长，在它燃起的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的爷爷辈有三兄弟，老大务农，老二行医，老三参加革命，南昌起义之后被国民党抓住砍头。老大是我的亲爷爷，生了三个儿子。南昌伯父则是老二的唯一儿子。我父亲在家排行最末；大伯父和伯母生了三儿三女，二伯父却无儿无女。我十个月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回老家，由二伯父、二伯母抚养。他们待我比亲生儿子还亲；事实上，我叫伯母“伊呀”，在当地话里就是妈妈的意思。我八岁时，他们不得不把我送回父母身边读书，伯母柔肠寸断。大伯父去世早，大伯母在我离开之后不久也去世了。她在临终之际将二伯母叫到床前，把三个没有成年的孩子托付给了她。二伯父、伯母是远近闻名的好人，他们默默的承担起抚养三个孩子的责任，让他们体面地出嫁，体面地娶亲。几年之后我又回老家住了一年。一年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我已经懂事，对家乡的印象因此十分深刻。上大学之后，我几乎每四年回家乡一次；但自上一次回乡之后已经有十年没有再回去了。前几次返乡，伯伯还健在，每次我回去他都要领我到村子里转一转，向乡亲们问好。整个村子三十几户人家，一半以上是未出五服的亲戚。记得年我读大学之后第一次返乡，伯父带我去看新分的土地。他认真地给我讲解我们家的地和其他人家的地的分界，就像一个农民对待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一样。年我返乡的时候，伯伯已经显出了老态，但我没有料到他一年之后就去世了。那时我远在美国读书，竟不能回乡为他送葬！以往都是伯伯出来为我放鞭炮，此次只有伯母了。伯母也老了。本来就矮小的一个妇人，如今更成了一个干瘪的老太婆。她已经76岁了。我竟没有想到此次回乡要为她的晚年生活做出一个重大的改变。这是后话。
进到屋里，两个堂侄的孩子围了上来。我虽然不到四十岁，却已经做了公公！南昌伯父和我分给他们一些桔子、饼干，大大小小的三个孩子便吃了起来。如今计划生育似乎已经深入人心。大侄子因为头胎生的是男孩，便不再生了；小侄子头胎是女孩，隔了五年又生了一个男孩。一般人家都是如此。传说从《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实施之后可以交元社会抚养费超生，但我们村子还没有此种情况发生。询问原因，大侄子说，大家都交不起罚款。小侄子又说：“现在也没有人愿意生。不好养。”我也在想，农村人口增长的趋缓，到底是因为计划生育措施得力，还是因为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加？这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少数个案可以回答的问题，但养育孩子机会成本已经大幅度提高，这是不争的事实。
村中的其他人听说南昌伯父和我回来，三三两两的聚拢到我们家前面的空地上，拣一把椅子或一张凳子坐下来。南方正午的阳光正好，暖融融的洒在身上，正适合我们闲聊。来人里既有过去的老队长禾生，也有现在的新队长。新队长的外号叫“扯眉”，因为他的眉毛上有一条疤痕。记得八十年代两次回乡时，禾生队长都和我提及村里被乡里强占的一片山地。那是祖辈传下来的，在离村几十里的深山里。老人们说，村里之所以能拥有那么远的地方的山，完全是因为我们的祖宗有能耐，是新干县南部的显赫家族（后来在县里我才知道，我的曾祖父曾经是民国第一任新干县长）。但是，到了集体时代，这片山地被公社开辟为林场，村里暂时失去了所有权。农村改革之后，乡林场关闭了一段时间，村里的人家纷纷去栽树，而且也从县林业局获得了土地使用权证书。可是不知为什么，乡里决定把山收回去，村里因此和乡里打了近十年的官司。记得有一次我回乡时，还和村里几个识文断字、又愿意出头露面的人一起到县林业局去询问，接待的人非常同情我们，说：“这山是你们的，但我们林业局也没有办法。要解决问题必须县政府出面。”我那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学生，其他人则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哪敢去惊动县政府？所以我们无功而返。听说后来村里请了律师和乡里打官司，但这么一件十分明了的官司一直打到吉安地区法院也没有打赢，那片山就永远属于乡里了。这次回乡再也没有人提起这山的事。
村里的境况看来是比以前改善了许多。几乎家家有了电视机和电话，年青人几乎都用上了手机，不时还有摩托车从我们身边掠过，有时后座上会坐着一位时髦的女郎。我问扯眉队长现在村里的人均收入有多少。队长说：“给上面报的是元，实际上低得多。”禾生接话说：“我们家不到元。”旁边的细宝则说：“你家劳力少。我们家一年挣个万把块钱是有的！”他家在村子正面朝大路的地方盖了一幢三层的“洋房”，青砖到顶的平顶房，不用瓦，但屋顶有一圈琉璃瓦的装饰。这是这一带标准的“洋房”的样子，和传统的房屋完全不同。传统的房屋是斜顶的，不用琉璃瓦（南方似乎很少见琉璃瓦），而是在山墙上加挑檐，正面用青砖，山墙刷成白色，屋子的框架则全是整木做成。房子里面的标准格局是前面为堂屋，两边为厢房，后面则是厨房。堂屋正面墙上供祖先的画像，角上有神龛，烧上香供菩萨。靠正面墙摆一张八仙桌，上座两把带靠背的椅子，其余则为条凳。这种条凳坐起来有一定的讲究，如果不慎，一个人站起来，凳子就会翘起来，板凳另外一头的人就会摔跤。因此，每个人起身时都会提醒同坐的人小心。这样的房屋格局和饭桌设计，体现了传统上长幼有序的秩序。新房子里虽然也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做法，如供祖先像之类，但房屋的格局却完全仿照城里的别墅的样子，不再体现秩序，而更重实用。传统房屋的一个问题是采光不好，一是因为窗子小，二是因为阁楼挡了光线。新房子的骨架是钢筋混凝土浇铸的，房屋结构有利于采光。
村里有两、三幢这样的新房子，在破旧的老屋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抢眼。南昌伯父问细宝家里有几口人，对方说有三口人。伯父问他三口人怎么需要这么大的一幢房子。细宝笑一笑，说：“就这么住呗！”建一幢楼房需要五、六万元，是一户中等人家十来年的积蓄。和全国各地农村一样，家乡的农民有了钱就盖房，哪怕老屋仍然可以住。我们村子尚好一些，新房子不多，在属于同一行政村的我母亲的村子里，问题要严重得多。
在我们边晒太阳边闲聊的时候，伯母和菊秀姐姐已经把中饭做好了。伯父和我请几位聊天的乡亲一起吃饭。家乡的规矩是，当别人家请吃饭的时候，一定不能爽快地答应，要等主人来扯。禾生、扯眉和细宝还好，扯了几下也就顺水推舟地进了屋，只有原先的会计，怎么扯都不进屋。我试了好几次，他一个劲地往后躲；我本想放弃，但看他站在那里也没有想要走掉的意思，就又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把他扯进屋里。大家都是吃了中饭的，因此只喝酒。伯父感叹起家乡人口的飞速增长。五十多年前他离开家乡时，村里只有七户人家，而现在已经有三十五、六户人家，一百多人。老会计说，现在参加分地的人口有人，每人平均一亩地左右。土地每五年调整一次，全部打乱重分。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中央精神，也和新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相抵触。村里人的收入大抵不是依靠本村这点儿土地来的，除了养猪这样的副业外，主要是到邻近的峡江县租土地，种经济作物。因此，本村的土地更具福利性质，而不是主要收入来源。这大概是土地定期重分的原因。到沿海打工的人不多，但村里这些年来总共有三十多个年青人通过升学离开了村子，有两户人家的所有儿子都上了大学。对于一个小村子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像家乡这样的中部农村，上学仍然是年青人离开农村的最好出路。
吃完饭我一个人到村子里走了走。以往，村子明显地分成两部分。东边是我们家这一支，伯父说早先只有四户人家；西边是另外一支，早先只有三户人家。在东边，正中是议事厅，村边还有一座祠堂。议事厅前是一条宽敞的巷子，巷子两边是我们这一支的几户人家。我在家乡时，虽然房子较伯父离开时多了一些，但基本格局没有变。那时正是文革的尾声，祠堂是生产队的牛圈和猪圈，议事厅是仓库。后来祠堂和议事厅都重修了一次，资金是各家凑的；我虽然远在国外，家里人也代我捐了一百元。因此我想看看议事厅。然而，还没有进到厅里，外边巷子的景象就令人失望。原本干净整洁的巷子，现在流出了一道污水沟，淌着猪圈里流出来的浊水，弯弯曲曲横过村前的空地，直抵村前的小湖。原来，堂弟将我们家正屋旁边的一间屋子改成了猪圈，而这间屋子正好挨着巷子，污水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这条污水沟就像一道伤疤，把村子弄得面目全非，而村里人对此熟视无睹，听之任之。议事厅里正墙上镶着三块石碑，上面刻着捐款人的姓名和捐款数额。我的名字也在其中。两边侧墙上挂着几张匾，是重修时其它村送来的。匾上的画不但粗糙，而且离题万里，不是帆船就是国外风景，有一张还被小孩掷石头打碎了。看来，议事厅虽然修缮了，但它已经失去了过去的作用。出议事厅后门，就看到原先的那口井，但井周围同样是污水横流。跟我走过来的堂弟媳妇告诉我，这井水已经不能喝了，因为污水流进去了。整个村庄弥漫着一股猪圈的臭味。在这样的气味下走下去实在不是一种享受，我匆匆看了一下祠堂便返回我们家屋子前的空地。
空地上还有一些人在晒太阳，我也加入其中，拣了一条板凳坐下来。我问周围的人，为什么不能修一些暗沟，把猪圈里的脏水引到村外去。堂哥金宝回答：“那要钱呢！谁出得起钱呢？”“可这需要多少钱呢？五、六千元总够吧？”“买材料是够了。”村里有三十几户人家，每家只需摊上一百五、六十元左右就可以把钱凑齐了。以村里人家的收入，出这点钱应该不是大的问题。之所以无法做起来，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没有多少人关心居住环境，用环境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人们对好的环境的支付意愿不高。如果是这样，这委实是一种悲哀-是人性在经济利益驱使下自甘堕落的那种悲哀。我情愿不相信这是一个合理的理由。在我的记忆中，家乡父老虽然吃苦耐劳，但对于清洁的基本需求还是有的；至少那时的污水渠是畅通的，而村前打谷场是平整的；池塘里的水亦可用来洗衣、洗脚。现在，打谷场中央那条蚯蚓般的污水沟恰好在池塘码头边流入塘中，还有谁敢在那里洗衣了呢？也许，另外的一个理由更合理一些，这就是乡村的无组织化。在过去，乡村的公共事务由宗族来协调，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小村子而言，这种治理方式已经足够了。人民公社时期，宗族关系损失殆尽，但是，强有力的生产队体制起到了替代作用。在那时，虽然没有人喜欢生产队长禾生的指挥，但村里秩序井然。生产队每年养几头猪，虽然到头来每只也超不过一百斤，但每年照例要聚餐一次，邻里关系似乎也因此融洽了许多。在过去二十年里，我回去过四次，每次都感到村里的人情淡了一层。也许这是因为我儿时的玩伴都离开了村子的缘故，但我心里总有一种不甘，隐隐地为村里社会网络的瓦解而忧伤。因为失去了赖以附着的地方性组织，村庄的公共精神丧失了。这是村里无法修排污渠的主要原因。修渠不但要集资，而且要每家分摊劳力（其实，劳力比集资更重要）。如果把今天放在公社时期，这不会是难事，因为村里有积累，钱不成问题；劳力也是统一调配，更没有问题。可是现在却成了大问题。新队长扯眉要想做这件事，就必须说服全村所有三十几户人家，而这其中总会有人不愿意出钱或出力；比如，那些不养猪的人家就会说：“让养猪的人家多出一些唦。”
村庄的无组织化的后果不仅仅是公共工程无法进行，而且，明显的侵占公共利益的行为也无法得到制止。一户人家不仅在湖边空地上建了一幢三层楼房，而且又在旁边建了一座沼气池，它的基座已经伸到湖里去了。湖是村里的公共财产，怎么会允许个人私自侵占呢？我问旁边的人，这个沼气池是否得到了村里的批准。禾生回答说：“这有什么批准不批准的？他建就建了呗！”旁边的新队长扯眉跟着笑了笑。这和我记忆中的禾生队长大不相同。记得年春天，队里泡在湖里的种谷少了一包，禾生就领着几个干部挨家挨户地查，最后在村里唯一一户外姓人家的猪槽里找到了证据。这户人家在解放前流浪到我们村，一开始只住在祠堂里的一间偏房里。因为根正苗红，这家的男人当过一段队长。后来有了积蓄，他们就在村西头盖了一幢蛮像样的屋子。这家的女人力大过人，可以和男人比拼，因此得了个外号“壮婆”。没想到，这壮婆流浪性格不改，竟偷了队里的种谷，而此事发生在她家新屋刚刚盖好不久。他的男人认为这是极丢面子的事，把她臭骂了一通，队里也罚了她的工分。今天，有人明目张胆的侵占村里的池塘，竟然也就做就做了。这户人家大概是村里最富的，因为他们的儿子开了一家饲料厂。他们家还有两兄弟。三兄弟很团结，因此在村里的势力很大。我小时候在村里时就看出了这点。可那时因为有生产队，他们家的势力再大也不敢和生产队叫板。现在就不同了，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有了先例，必有效法者。有户人家已经在我们家和湖中间的空地上堆上了石头，湖码头边的一棵老皂角树也已经被砍掉了，显然是想盖房子。伯母私下里对我说：“伯伯在世的时候说过，谁要敢在我们家门前盖房，他就要和他拼命。”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想盖房的人家就作罢了。但石料还堆在那里，而伯父已经去世，说不一定哪一天房子就盖起来了。村子的布局已经因为村前的两幢楼房而变了形，如果湖码头边再矗立起一栋楼房，则村子就完全没有了样子。当人的欲望挣脱了组织的遏制之后，它就成了任何我们可以称其为文明的东西的敌人。
我想去舅舅家。舅舅所在的村子叫廖家，离湖江背很近。不知为什么，家乡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无论什么都比现在所看到的要高大，要开阔。在我的印象中，老家的屋子很高大，家门口的湖很大；而现在我发现，老家的屋子其实很低矮，湖也不过是一个小池塘而已。就连到廖家的路，我的感觉也变了。小时候我上学的小学在廖家，每天上学、下学感觉要走蛮远的路。可现在，大约五分钟就走到了。我知道舅舅家在村外的大路旁盖了新房，因此径直往那里去。到了村边，发现这里比原来热闹多了。这里原来是几个自然村之间的农田，除了大路旁的小学外，没有其他房子。现在，这一片全都盖起了楼房，几个自然村连成了一片，中心是一个丁字路口，开着几家小店。我走进其中一家买了一瓶酒，又要去买猪肉。这时，舅舅走过来了，可能是有人已经给他报了信。舅舅只比我大十岁，可头发已经花白了。我一阵心酸。舅舅曾经风流潇洒过。我上小学的时候，外公、外婆还健在，舅舅也没有结婚。他吹笛子，好听。有一次，我缠着跟他去山里打柴。吃过午饭，我们上路了。过了沂江上的摆渡，我们往山里走。因为兴奋，我一直没有觉得上山的路远。大约两个小时之后，舅舅说到了砍柴的地方。说是“砍”，其实不用花多少力气，那时山上的枯树多，我们尽拣那些比较干燥的树枝，很快两担柴就凑齐了。我的那担当然少许多，不到舅舅的三分之一的份量。我高兴的挑起那担柴，可没走几步就走不动了。舅舅把我的柴减少了一些，插进他的柴担中。继续走，我又不行了。就这样，到家的时候我干脆背了一小捆干树枝。这一次经历虽然打击了我干活的积极性，但沿路所遇的风景，现在想起来仍然心旷神怡。记得我们在一个山头上歇脚，放眼望去，山下的农田屋舍尽收眼底，远处赣江似白练般飘过。即使是在当时，我也陶醉了一番，暂时忘掉了挑柴的辛苦。后来舅舅结婚了。舅母很漂亮，对我也很好。此次再见到她，发现她也有了白发。舅舅家的新房子在几户人家的后面，也是三层的，但现在只使用了第一层。表弟正在装修二楼，三楼干脆就不管了。一会儿，两个表妹也回来了。她们继承了父母的优点，都很漂亮。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回老家时，她们还是五、六岁的小孩子，我牵着她们到河边去玩。如今她们已经出嫁，有了孩子。
本打算在舅舅家吃晚饭，此时手机响了，原来是根庭姑姑的儿子建辉弄了一辆车来接我和南昌伯父去水边镇。水边是峡江的新县城，离我们那一带有十里路。因为要经过廖家村，建辉的车子已经在丁字路口等着了。我只好和舅舅说好，第二天晚上再过来吃饭，然后便到丁字路口上车了。伯母和南昌伯父都在车上。由此到国道是一条石子土路，坑洼不平，甚是难走。好在路不长，很快就上了国道。伯母指着路边不远处对我说：“洋仔，那是伯伯的墓。”现在要找一块墓地已经不容易了。伯母告诉我，伯伯的墓地是南头村给的。南头人也姓姚，照顾我们这个姚姓的小村。国道上基本没有车，十来分钟我们便到了水边镇。根庭医院工作，以医院的院子里。现在他们搬进了靠国道的楼房。房子是几户人家合建的联体建筑，一层出租，二至四层住人。这种格局的房子在南方各地都比较普遍。姑姑家在楼后还建了两间平房，一间做厨房兼饭厅，另一间放杂物。他们家的房子面积已经很大了，按理不用单独建这样不方便的厨房；他们建两间房子完全是为了占一块地，以后好再建房。水边虽然是县城，但居民的想法和周围的农民别无二致。
吃过晚饭，我们到姑姑楼上的房子里聊天。建辉在县电管局工作，因此家里用电极便宜，姑姑家从做饭到取暖，样样用电。我们就围着一个大功率的电炉子坐着。伯母心情很不好，开口就说：“我活得太长了，拖累了小辈。”她今年七十六岁，即使是在农村也不算高龄。我不知是怎么回事，南昌伯伯接口道：“不是你的问题，是小辈对你不好。”原来，在我到舅舅家的时候，伯母已经对南昌伯父说了一些家里的情况。伯伯去世之后，伯母孤单一人，厨房被堂弟小三占了做猪圈，老人只好到厅里支了一个小灶做饭。伯母分的一亩地给了小三种，每年给他元买谷吃，可小三还认为是他养了老人，要老人替他到屋顶上去晒谷。二堂哥两口子本来与老人没有利害关系，二嫂却找茬来骂她。我回到家，是伯母最盼望的事情，对我仍然是“细仔”长，“细仔”短的。南昌伯父劝导她：“小洋回来就几天时间。离了他你不一样要好好过？”伯母叹口气：“怎么过呀？”
我一向认为，中国的老人过份依赖于他们的子女。这种依赖不一定是物质上的，更多的可能是精神上的，比如希望子女经常回家看看、生病时子女到身边照顾等等。这是缺乏理性的表现。也许时因为时代使然，这一代老人普遍没有精神寄托，因此总是把情感投射到子女身上，同时又期望子女给予相应的回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情感宣泄只是徒增了子女的负担，而且也往往演变成对自己的伤害，因为子女的回报可能达不到他们的期望。
然而，面对伯母的述说，我无法把上面的道理跟她讲一遍。我平时能做的，只是每年给她寄一些生活费，但日常生活的料理仍然要靠几个堂兄弟。在农村，谈养老的社会化还是很不现实的一件事情。然而，我没有料到，此次回乡我要做的一件大事，恰恰是把伯母送到养老院去！
小编语：一片游子心，难离故土情。《回乡三日》是姚洋于年3月19日所写，在回乡的3天里，姚洋既看到了家乡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也看到了家乡在发展中出现的诸如人情越来越淡、环境变差等问题，并由此引发深刻的思考与探究。将家乡的发展融入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姚洋将家乡当成了研究的一个窗口。从家乡出发，引向全国。由于文章篇幅过长，本期分享了文章的上半部分，文章后续内容将于下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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