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社会学研究》年第1期。)
提要：以往学界的研究更多是从“技术环境”切入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研究，而本文着力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展中两个关键的“制度环境”：学校与地缘。本文将中共党史与民国政治史、教育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通过对江西中共党团组织在北伐前的组织网络的研究，表明中共早期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嵌入在民国政治和教育格局中，另一方面嵌入在传统社会关系中。首先，由“国民党系人士”控制的新式学校，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而普通中学与师范学校的不同类型又促生了中共不同的组织结构。其次，在中共组织发展中，地缘与学缘能否结合，要看学校的生源是否覆盖该地区，还要看中共组织领导人在当地是否有很深的社会基础；而滨海临江交通便利地区与中共早期组织网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最后，中共早期组织网络的形成对世家子弟或富家子弟的资源多有借助。本文对中共早期组织网络的渊源的研究，对理解中共组织结构在苏维埃革命时期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流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学校地缘中共组织网络
一、引论
共产党在现代中国作为一种崭新的政党组织形态，渊源于俄共（布）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推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也是以俄共（布）的党章为蓝本的。但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其组织形态又表现出诸多与俄共（布）不同的特征。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同样的组织目标既可能导致组织形态的趋同，也可能导致组织形态的趋异。这种异同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斯科特，）。如果说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为中共组织发展提供了所谓“技术环境”的话，那么，中国社会则为其提供了“制度环境”。关于“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区分，参见迈耶、罗恩，。如果我们要追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组织形态，除了研究中共得以诞生和成长的国际背景外，还应该强化目前学界所忽略的对中共早期组织形态与国内制度环境的关系的研究。
在这些环境因素中，学校和地缘是最为重要的两个。因为，中国共产党虽然对年代早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相当激进的政治组织，但这个组织在初创时仍须找到合法性授予的制度基础。关于合法性机制在制度影响组织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参见斯科特，。民国时期的新式学校以及传统社会的地缘纽带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建立组织网络的主要依托。
我在以前的研究中曾提出，年科举制废除后，逐渐出现了一批新式的学堂，在这些新式学堂里孕生出一种“反体制冲动”，使新式学堂成为颠覆皇权政治的基地（应星，）。如果说参与辛亥革命的那一代革命者还有很多出自新军、会党和海外留学生，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只是其中的一支力量，那么，到了最早参加共产主义革命的这一代革命者这里，新式学校的学生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力量。但新式学生与中共革命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对此还需要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研究中国中古政治史时，特别强调“社会阶级”的概念（陈寅恪，a）。与通常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使用的“阶级”概念不同，陈寅恪所谓的“社会阶级”更多是在家族、地域、教养及生活方式上使用的，比较接近马克斯·韦伯所用的“身份群体”（statusgroup）概念（Weber，：）。如果我们用“社会阶级”或“身份群体”的视角来看待新式学生与中共革命的关系的话，那么，就可以进一步追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学校成为中共革命的策源地？又是什么样的学生、什么地方的学生成为当地最早的革命者？这些学校和学生是如何构建起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组织网络的？这些组织网络又有些什么样的类型差异呢？
这些问题在以往都不曾得到过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只有一些或流于泛泛而论、或失于零散列举的研究（例见何友良，；黄文治，；陈耀煌，；王龙飞，）。只有叶文心（Yeh，）对浙江五四学生运动的研究较为细致，注意到了学生运动群体中的校际差别、地域差别与出身差别。但她的研究限于五四运动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诞生的时限，没有对浙江或上海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后早期的组织发展脉络展开研究。叶文心的学生夏海（Shakhar，）延续叶文心的思路，研究了恽代英领导的互助社和利群书社的起源及其对湖北激进知识分子的影响。他的研究强调了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特定组织因素。这对本文的研究思路有一定的启发。但夏海的研究将焦点完全放在革命社团本身，未能捕捉到学校与社团之间的关联及其背后各种复杂的问题。
以往的相关研究之所以显得零散，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问题意识的缺失，另一方面也囿于收集资料的眼光。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中国共产党兴起与苏俄因素及五四以来新思潮、新观念之间的关联，而没有深入探究中国共产党的兴起与民国政治、教育及传统社会之间的紧密关联。将眼光局限在中共党史自身，势必造成在研究资料上的严重匮乏，而如果把民国史和社会史的资料带进来，与中共党史资料综合分析，我们就会看见一个丰富得多的图景。本文正是尝试将中共党史、民国政治史、教育史及社会史的材料结合在一起，用历史社会学的眼光来解析这些问题。
本文选择江西中共党团组织创建史为研究对象，其原因有两个。首先，在中共创建史研究中，诸如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全国中心以及诸如湖南、湖北、广州这样的区域中心都已经有了一些专门的研究（参见倪兴祥主编，），而对江西这种中共组织发展相对迟缓的地区却罕有细致的研究。就国内的中共组织而言，从最初的6个早期组织发展到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中央直属的10个地方党组织，再到年5月中共五大召开时中央直属的17个地方党组织（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可谓发展迅速。通过对江西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共早期组织从中心地区扩散到边缘地区的发展脉络。其次，江西在中共早期发展史中的地位虽然并不突出，但在大革命失败后却成为土地革命的中心区域和中央苏区的创建地。要深入理解井冈山根据地、东固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创建中面临的种种党内组织矛盾，要深入理解古田会议这样的党史界碑以及富田事变这样令人瞩目的激烈冲突事件，也离不开对江西早期党史的探根究源。而本文将研究时段确定在北伐前，是要分析在像北伐这样外来的强风促进中共组织的大发展之前，其组织网络的原生态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方德万（VandeVen，）的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从年后才从一个朋友式的政治小群体逐渐成长为同志式的大众性革命政党的。
此外，还需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史中，“党团不分”是一个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黄金凤，），江西更是一个先有团组织后有党组织的地方。在党组织未成立时，团组织常有替代党组织的功能。即使同时存在党团组织，两者的组织范围、领导成员和职能的区分也并不十分明显。因此，本文对江西早期党团组织的研究也就不严格区分党组织和团组织，而把它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运动在江西兴起的统一环节。第二，安源在江西境内，也是江西省内最早建立党团组织的地方。但是，安源的党团组织在早期一直属于湖南党团组织领导，与江西的党团组织从不曾发生隶属关系（中共中央组织部等，：-、-），所以，本文对江西的研究不包括安源地区。
二、南昌二中及其改造社：同心圆式的革命网络
江西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立于年1月20日。同年3月，团组织成员达到21人——这是江西境内的第一批中共革命者。在这批革命者中，在校学生就占了12人。这些学生团员主要集中在三所学校：江西省立南昌第二中学（下文简称“南昌二中”）、江西省立南昌第一师范学校（下文简称“南昌一师”）、江西省立南昌第一中学（下文简称“南昌一中”）（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陈立明，）。如果从组织网络的角度来说的话，南昌一中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网络，因为当时南昌一中仅有的两名团员实际上属于南昌二中袁玉冰领导的改造社圈子（刘勉钰、陈立明，）。我们下面的研究就分别以南昌二中和南昌一师这两所学校为重点。
改造社的主要领导人袁玉冰年生于江西泰和县，年考入南昌二中，年1月与他的7名同班同学一道发起成立改造社。社址最初设在南昌二中，袁玉冰年去北京大学求学后将总社迁往北京，并在南昌和上海设立了分社。社员也由最初的8人发展到上百人。社员大多分布在江西各地，少数在北京、上海、长沙、日本等地；多为学生，也有少数教师、工人和商贩。这是一个有明确政治主张的革命团体，是江西五四运动后影响最大的新青年社团，先后创办了《新江西》季刊、《青年声》周刊和《新江西》半月刊。改造社也因此成为江西党团组建的一个重要组织基础（刘勉钰、陈立明，；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黄野梦、徐先兆，）。改造社虽然只是在江西中共党团组织成立前的革命社团，其群体气质和成员构成与中共党团组织尚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改造社后来汇入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潮中。从组织网络的角度来说，改造社与江西的中共党团组织有着高度的延续性。因此，我们把改造社作为研究江西中共早期组织网络的对象。关于五四时期激进社团的群体气质与中共组织之间的关系，参见徐晓宏的研究（Xu，)。
以往的江西革命史叙事只把改造社的出现看成是五四以来新思潮的影响及袁玉冰等主要发起人的思想觉悟的产物，从来没有人去追问：为什么改造社诞生在南昌二中？当时南昌最重要的中学是由原来的赣省中学改建的南昌一中，该校在江西的五四运动中也是重要的领头学校（参见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那为什么在南昌一中就没有出现类似改造社这样的革命组织？此外，改造社的组织结构就像一个同心圆，圆点是改造社，围绕圆点的第一圈即是南昌二中，然后一圈圈向外——北京、上海、长沙、日本，等等——推移。那么，这个同心圆式的革命网络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如果我们将改造社在南昌二中的出现放在民国政治、教育和地域社会的背景中，就会发现问题远比传统的革命史叙事复杂。
（一）改造社与“国民党系人士”掌控下的南昌二中
我们先来看看南昌二中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南昌二中的前身是年开办的洪都中学堂，年改为省立南昌二中（江西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南昌二中从建校到年一直由江西著名教育家熊育钖担任校长。熊育钖家族是南昌月池村的望族世家，早在年就开办了私立心远英文学塾，后来改名为心远中学堂。这是中国最早开办的现代学校之一。熊育钖长期兼任南昌二中、心远中学两校校长（薛隆基，）。熊育钖早年拜萍乡名儒贺国昌为师，后又拜当世思想大家严复为师。严复对熊育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开民智”和“讲西学”的理念上，但熊育钖在政治上并不认同晚年的严复，倒是与他早年的业师贺国昌相合。贺国昌后来加入了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年曾短期担任过江西民政长，并参加了李烈钧领导的“二次革命”。熊育钖年正是应贺国昌之召，从北京回到江西任省教育科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熊育钖虽在北洋军阀治下的江西省政务厅短期留任，但他思想上一直倾向于孙中山一系的革命党人。他拒绝拥戴袁世凯称帝；任用参加过萍醴浏起义的同盟会会员柳藩国为主持南昌二中日常事务的学监；兼任由同盟会创办的江西女子公学校长，这些都是他这种思想倾向的明证。所以，他在江西国民党组织开始重建的年当年，就秘密加入了国民党（熊正理，：-；熊大开，：）。而在熊育钖影响下的心远中学和南昌二中，一方面学风勤朴肃毅，另一方面校风开放活跃。早在五四运动前，熊育钖就在心远中学和南昌二中倡导学生办社团。而袁玉冰等人创设改造社和创办《新江西》，也就得到了熊育钖和学监柳藩国的全力支持（徐先兆，：90）。
改造社之所以诞生在南昌二中，除了主校者的思想取向和校风外，还与袁玉冰等人在学校的一次危机事件中与熊育钖及柳藩国结下的深厚情谊有关。在民国初年，除了熊育钖外，另一位对江西教育界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物是宋育德。宋育德是江西奉新人，曾中进士，留学日本，先后任赣省中学校长、江西省教育司司长、江西省总视学（江西省人物志编纂委员会，：）。赣省中学是南昌一中的前身。因此，就南昌当时的中学而言，宋育德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一中，而熊育钖的势力范围则是在二中和心远中学。年3月，江西省教育总会改选，熊育钖和宋育德参与竞选，结果宋育德以较大优势击败熊育钖，当选会长（李平亮，：）。这是被称为“熊派”与“宋派”的第一次正面较量。此后几年里，这种较量一直在持续。年12月，二中发生学潮。宋派收买了二中四年级的几个学生，从中煽动，闹到众多学生要求退膳退学的地步。袁玉冰等几个二年级的学生要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柳藩国在会上提出辞职，而袁玉冰上台慷慨陈词，力挽柳藩国，并力主平息退学风潮，最终打动了大家，二中成立以来面临的一场空前危机顿时消散（王世儒，a：30-31；熊大开，：-）。通过这件事，柳藩国开始格外器重袁玉冰他们那个入校不久的班级即改造社8位发起人所在的班级。而袁玉冰也由此意识到把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是有力量的，这成为改造社诞生最直接的诱因（黄野梦、徐先兆，：21）。这种希望通过组织社团来改造社会的想法对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来说是非常普遍的，比如，恽代英在湖北就试图通过建立互助社来达到完善自我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Shakhar，）。只不过触动袁玉冰建立改造社的动因与南昌二中面临的校园政治直接相关。
中国国民党自同盟会以来名称数度变更，组织形式也几经因革。日本学者石川祯浩（：62）曾用“国民党系人士”来统称该党各个时期的党人。本文借用这个名词，并稍加扩充。像柳藩国这个老同盟会会员自然属于国民党系人士；熊育钖虽然到年才正式加入国民党，但他在年已经兼任了由同盟会创办的江西女子公学校长，所以，本文把他从年起就视为国民党系人士。我们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改造社是托庇于南昌二中校内的国民党系人士才得以诞生的。在南昌当时的公立中学里，也只有二中才具有那样浓厚的国民党系的色彩。
此外，改造社的发展以及由改造社成员推动的中共党团组织的创建，也与围绕二中的校外国民党系人士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张田民对改造社的支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张田民年生于江西乐安县一个富豪家庭，早年从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其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追随孙中山，先后在广东大本营、《中山日报》社、粤汉铁路局任职。年回江西，在南昌创办一平印刷所，编印《大江报》和《黎明》杂志（江西省人物志编纂委员会，：）。袁玉冰最初与一平印刷所打交道是在他担任《二中周刊》编辑时，因为《二中周刊》正是交给该所承印的（王世儒，a：20）。袁玉冰发起改造社后，得到了张田民的赏识。张田民认为国民党有吸收新生力量的必要，因此，非常乐意扶持改造社；而他既有地位，又有经验，既有关系，又有资金，对改造社和初创期的江西团组织提供了许多帮助。比如，年5月，改造社与张田民主持的《大江报》联合举办了庆祝“五一”纪念大会及追悼湖南工运领袖黄爱、庞人铨大会，此事导致《大江报》被封，却大大提高了改造社的名声。又如，当改造社成员方志敏年9月以“南昌文化书社”的名义开展革命活动时，其主要经费是张田民冒着生命危险偷印并兑换江西军阀发行的金库卷而筹集来的，南昌文化书社由此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江西落地生根的第一个革命据点。此外，江西早期团组织的主要宣传材料包括《新江西》第二期等都是由一平印刷所承印的（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徐先兆，：62，：29-30）。
人们一般只看到江西国民党组织年的重建是由共产党人主持的，而没有看到在国共两党正式合作之前，非正式的协作早已经开始。江西中共党团的组织基础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国民党系人士的扶持。南昌二中能成为江西早期的一个共产主义革命中心，并不完全是靠袁玉冰等人的个人觉悟和感召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南昌二中掌控在国民党系人士手中，他们思想开放，而袁玉冰与他们又情谊深厚。改造社能够茁壮成长并为江西党团组织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改造社核心成员袁玉冰、方志敏等人与国民党系人士的私人纽带而获得了鼎力的支持。
（二）改造社与广信府地区
如果说国民党系人士给改造社提供了外在的组织环境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改造社的内部组织结构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改造社的8位发起人来自二中年入学的同班同学。我在分析清末新式学堂与学生的反体制冲动的关联时曾指出：学生与家庭纽带的松动、学堂同质群体的碰撞激荡、书刊的鼓动等一系列因素，使学生的反体制冲动常常是在新式学堂的特殊环境下孕育出来的（应星，：-）。这一结论也基本适用于五四一代新学生的思想激进取向与新式学校之间的关联，因而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改造社的创始成员来自同班同学。对此，本文不再赘述。
下面我们通过对改造社成员的来源分析，来看看除了学校这个因素外，还有没有其他影响因素。
从元末到清末，设置有一个名为“广信府”的行政区。清末的广信府管辖上饶、玉山、弋阳、贵溪、铅山、广丰（即原来的永丰）、兴安（年改名为横峰）共7县。年，广信府被废（江西省行政区划志编纂委员会，：66-68）。到年代，广信府的设置虽然被废，但因为原来的下辖各县地理邻近，文化有连贯性，加上被废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广信府区域在民间仍然有相当高的认同。从表1可知，在年1月参加改造社成立大会的10名社员中，来自广信府的高达4名，而这4位又是改造社后期成员的主要介绍人。因此，在现在已知的35名改造社早期成员中，来自广信府地区的高达21名，占了全部社员的60%，远远高于江西其他地区。可以说，改造社自成立以后，除了在南昌二中校内因学缘而有少量扩展外，在二中之外对新社员的吸纳基本上是以广信府地区的地缘为中心来展开的。像改造社的骨干成员、江西早期党团组织的重要组织者之一方志敏，将改造社及后来的中共党团组织延伸到南昌一中的关键人物汪群，改造社北京总社的重要成员、在改造社内代表着与袁玉冰的思想不同的另一种发展方向的苏芬，均来自广信府。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改造社虽然是以业缘为基础的新型社团组织，但这种组织最初诞生时仍嵌入在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关系中。因此，同乡这种传统社会关系在革命群体的组织中就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点也为其他研究所证实，比如，湖北的早期中共党员及恽代英领导的利群书社成员就以鄂东北人也即所谓黄州（鄂东北诸县在清朝归黄州府管辖）同乡居多（陈耀煌，：84-85；黄文治，：8-11）。
不过，让人略感蹊跷的是，改造社的首领袁玉冰的家乡泰和县除他本人之外，再没有其他成员；经他直接介绍入社的，只有他在兴国县高兴墟成德小学读书的一名同学以及他在南昌二中的一个师弟。那么，为什么在创造社形成和发展的地缘因素中，是广信府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在起作用呢？
陈寅恪在研究天师道与滨海地域的关系时指出：“盖二种不同民族之接触，其关于武器事方面者，则多在交通阻塞之点，即山岭险要之地。其关于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湾港之地”（陈寅恪，b：45）。马列主义新思潮自苏俄传来中国，虽然不比中古时期两种民族的接触，但陈寅恪所谓滨海之地早有海上交通，多受外来影响，往往成为不同社会思潮的汇流地，这是不易之论。广信府地区处于信江领域，交通发达，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有相当的基础，正是新思潮容易流行的地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广信府是天师道的发源地和传播地。第一代天师张道陵就是在贵溪的龙虎山修炼，而第四代天师又自汉中迁回龙虎山，千年代代在此延续，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仅次于曲阜孔门世家的名门世家（张青剑，：-）。历史上天师道的传布与农民举兵起事的关联，乃学界之公论，正如陈寅恪所提出的：“吾国政治革命，其兴起之时往往杂有宗教神秘性质，虽至今日，尚未能尽脱此历史之惯例”（陈寅恪，b：45）。田余庆（：-）对此也有进一步的论说。尽管缺乏确切的史料佐证，但我们仍可以推测：绵延不绝的天师道传统对清季民国时期出身广信府的人的精神气质仍会产生某些微妙的影响，比如，对自身修养的强调，对改造社会的追求。此外，贵溪也是陆九渊及其门人创办的象山书院的所在地。陆王心学对“尊德性”的强调也会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影响。而这些影响有可能促成了广信府地域与改造社之间的亲合关系。
至于说改造社的首领袁玉冰的地缘关系反而在组织扩张中几乎毫无作用，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无论是袁玉冰的祖籍泰和县老云盘乡，还是他的寄居地兴国县高兴镇，在江西都属于经济和文化较为落后、交通不便的地方，袁玉冰的出生地马齿坑就更是处于偏僻的山区（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当地的学子大多是在赣西的中心——吉安地区求学，能够远行到南昌来读中学并支撑起昂贵学费的学生本来就很少。另一个原因是，袁玉冰出身贫家，在南昌读书时常常会因为缺少旅费而无法回家，到北京读书时更要靠李大钊等人赞助才能回家（方铭竹，：）；而且他的出生地和上高小的地方还不在一处，这些都大大限制了他在老家青少年中的影响力。由此可见，地缘因素在革命组织扩张中所起的作用是需要某些特定的条件的，不可泛泛而论。
三、南昌一师：网格状的革命网络
在研究了南昌二中以改造社为中心的革命组织网络后，我们再来看看在组织网络的形成特征上与二中有明显差异的另一所学校：南昌一师。
（一）网格状的革命网络
年11月，江西省按照南京临时政府的要求，成立了4所省立师范学校，以数序分别命名，其中第一师范学校设在南昌，以原来的赣省中学师范部为基础组建，这即南昌一师的由来。年2月，该校被并入新成立的省立南昌中学（江西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
南昌一师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其学生中加入中共党团组织的人却数量众多。仅以青年团为例，从年10月最初建立一师团支部的4人到年1月的8人（不计已离校的团员），再到年6月北伐前夕的36人，始终是南昌团地委下属各支部中人数最多的（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20、、、）。如果加上北伐以后南昌一师新发展的以及不同时期毕业后在各地发展的，更是不计其数。为了更好地勾勒北伐前南昌一师的组织发展网络，表2利用各种文件、忆述及志书等材料列出了年6月前南昌一师在学校所发展的党团员，另加上了从该校毕业后到年6月前加入党团组织的人员。
通过对表2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某些班级涌现的党团员特别集中。最突出的就是年入学的第十一期学生入团入党的高达11人，占了表2名单中的40.74%；年入学的第十二期学生中也有4人加入党团。这两期加起来占了已知人员的一半以上。这种情况与改造社由8名同班同学发起的情况有类似之处。这说明同一个班级或紧邻班级的学生交流更加密切，更容易相互激发革命斗志，形成一种浓烈的激进氛围。
但与二中相比，一师的革命者虽然数量众多，却缺乏改造社那样一个聚焦点很高的革命组织中心。如果说改造社革命群体的组织结构像是一个同心圆，那么，一师革命群体的组织结构就更像是一张由多条网线交织成的网格，这些网线在这张网格中形成了若干关键的结点。那么，南昌一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组织结构呢？这就需要从多方面来探根索源。
（二）师范学校与网格状革命网络
1.师范生与革命者
师范学校与中共早期组织有很强的亲合性，这一点已有丰富的史料佐证：中共一大代表中有7位师范生；许多地区最早的党团员都来自师范学校；像湖南一师和浙江一师这样在学生运动和党团创建中赫赫有名的师范学校不在少数（参见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等，；樊玉杰、陈吉昆主编，）。如果说新式学校容易孕育出反体制冲动的话，那么，新式学校中的师范学校就更易造就革命者。有些学者将其中的原因归纳为：因为师范生享有公费，因此贫寒之家的优秀子弟往往选读师范学校；他们既对个人能力有优越感，又易生不平感；他们的主要出路是当小学教师，而小学教师的待遇不好，这样的前途给他们带来不安；他们进入师范学校后，接触到新思想，加上同学之间的相互激励，使他们较易走上革命队伍（吕芳上，：89；丛小平，：）。
我们可以拿南昌一师与南昌二中来做一个对比。二中的学生在校时间较短（学制4年），毕业后一般是出省甚至出国升学，其影响力不容易留在省内。而一师的学生在校时间较长（学制5年），有更多的时间接受熏陶或在校发挥革命影响，毕业后大多回到自己的家乡小学任教，或者在外读了大学后又回到省内，与江西各地的联系较为紧密，更容易对家乡产生广泛的影响力。这些在当地社会根基牢固的师范毕业生只要通过某些线索与江西省内甚至全国性的革命中心联通，就会成为江西各地革命的播种者和深耕者。我们可以举三个例证，这些例证正构成了一师革命网格中三个重要的结点。
（1）一师与修水籍革命者
一师革命者中修水籍是一个重要的关系结点，其核心人物是丁健亚。丁健亚年考入一师，在年的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在修水组织过国民大会，年2、3月间入团，年被选派到苏联学习（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与他同批赴苏的还有袁玉冰及另一位修水籍革命者即毕业于江西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位于九江）的胡越一。而丁健亚和胡越一是中学的同班同学（胡越一，：）。通过这个关系，修水、九江与南昌连接在一起，修水也因此成为江西党团基础较好的县份之一。
（2）一师与吉安籍革命者
对吉安革命者产生关键影响的是出身富家的一师毕业生罗石冰和刘九峰。罗石冰年考入一师，毕业后到吉安县立高小任教。刘九峰年考入一师，毕业后也到了吉安县立高小任教。年秋和年春，刘九峰和罗石冰先后考入上海大学，受到瞿秋白和恽代英等人的影响，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通过寄送书刊、回乡组织活动等方式，引导吉安进步青年。这样就将吉安与上海直接连接起来，形成了江西省内与南昌和九江并列的第三个区域革命中心（中共吉安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9-10、19-29；周春崖，：-）。
（3）一师与都昌籍和景德镇籍的革命者
都昌籍在一师的革命者中也表现突出，其核心人物是富家出身的冯任。同为都昌人的谭和与刘越虽然在一师比冯任高一个年级，却都受冯任影响。冯任在一师读书期间组织了同乡会性质的都昌青年会，其影响力扩及到了一师以外的其他都昌籍学生。比如，在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就读的都昌人向法宜就深受其影响，后来由冯任介绍入团入党（中共九江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44-48）。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景德镇和都昌的特殊关系，景德镇被称为都昌人的“第二故乡”，以冯任为中心的都昌籍革命者对景德镇的进步青年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向法宜年夏以景德镇模范小学教员的身份去从事工人运动；同年底，刘越受中共南昌支部委派，去景德镇和都昌发展组织（向法宜等，：-）。通过冯任，都昌、景德镇与南昌在革命的道路上连通在一起。
2.师范学校的革命者与世家子弟
如果说上面的例子可以说明为什么师范生容易成为革命火种的传播者，那么，我们还需要从革命者的出身来理解为什么在南昌一师并没有形成二中校内如改造社那样统领性的革命中心。民国时期就读师范的学生，大多家境清贫或者家道中资，很少世家子弟。那些世家子弟往往就读公立或私立中学，他们一旦走上革命道路，因为其家境和关系资源等因素，常常比其他家庭出身的革命者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因此，师范学校的革命者更容易受到校外不同的世家子弟出身的革命者的感召，导致师范校内的革命力量相对分散。南昌一师就有两个非常典型的例证。
（1）一师与曾天宇领导的“万安青年学会”
万安籍的团员虽然在一师的人数只有两位——曾弘毅和王立生，但他们都是南昌团组织最早的成员，而且一直是主要的领导成员。不过，年6月前，万安革命群体的领袖既不在一师，也不在南昌，而是一位身在北京的世家子弟——曾天宇。曾天宇与国民党系人士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在他个人选择了共产主义革命道路后，充分利用了他与国民党系丰厚的关系资源。年初，曾天宇在万安组建了“万安青年学会”，把包括曾弘毅和王立生在内的散布在江西各地各校的万安进步青年组织在一起（详见应星、李夏，）。
（2）一师与张朝燮领导的“永修社会改造团”
一师革命者参与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社团是永修籍学生建立的“永修社会改造团”。不过，这个组织的领导者也不是一师的学生，而是南昌二中的张朝燮。张朝燮出生于永修的仕宦之家，年考入南昌二中。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代表二中学生参加了南昌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会，同年暑假又与同在南昌读书的永修籍学生王环心、王秋心、王弼、曾去非（后三人皆为一师学生）回家乡组织了“反帝爱国演讲团”。年7月又与王环心、王秋心、王弼、曾去非在南昌组织了“永修教育改造团”。张朝燮年考入武昌师范大学。年入团，年入党，并将“永修教育改造团”改名为“永修社会改造团”（中共永修县委史志办，：15-19）。年王环心、王秋心考入上海大学，年由瞿秋白、邓中夏介绍入党（王秋心，）。
永修社会改造团除了成立时间长外，最突出的特点是跨度大。在其成立时即横跨南昌一师和南昌二中两大革命中心，而后又将南昌、永修与中共革命的全国中心上海及区域中心武汉连接在一起。这使永修在江西早期党团组织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北伐前率先建立县级党团组织的地方。
（三）南昌一师与“国民党系人士”的势力范围
基于上述与普通中学的对比，我们可以理解江西省的师范学校为什么容易成为革命的温床，而又不易形成焦点性的革命组织中心。但是，在-年代之间，江西全省先后建立了７所师范学校，为什么江西早期党团员几乎都出自南昌一师，而不是其他几所师范？为此，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用师范学校的一般性特征来解释其革命性格，还需要对一师特定的学校氛围作具体的分析。
前面我们在分析南昌二中时，发现其改造社的形成与国民党系人士对该校的控制有着密切关系。那么，一师党团组织网络的形成也存在这种情况吗？
从年到年，南昌一师的校长由蔡漱芳担任。蔡漱芳年生于江西湖口的富裕家庭，早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九江秘密结社反清，在辛亥革命期间参与策动九江举义成功。年任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设在抚州）首任校长，思想开明，五四期间带领学生宣传新文化思潮（江西省人物志编纂委员会，：）。蔡漱芳在抚州任职时，与饶思诚交好。蔡漱芳调任一师校长后，饶思诚也随他到南昌，任一师训育主任。饶思诚何时加入国民党不详，但年曾担任国民党江西省一区党部常委，省党部候补执行委员（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吴自强，：61）。显然，蔡漱芳和饶思诚都属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国民党系人士。他们在一师任职期间思想自由开放，使一师成为一所“接受新思潮快，革命斗争意志坚强”的学校（万希文，：）。
年11月，黄光斗接任一师校长。黄光斗年生于江西金溪县，曾参加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革命失败后去日本留学。年冬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科毕业后回到江西（欧阳祖经，：3）。黄光斗担任一师校长的3年期间，虽然不像蔡漱芳那样鼎力支持学生运动，但总体上也还算宽容，加上饶思诚继续留任训育主任，这就使一师基本上延续了蔡漱芳时期开创的自由风气。
总的说来，南昌一师能够成为江西党团组织网络形成的一个中心地带，与它属于国民党系人士的势力范围是密不可分的。
（四）南昌一师与九江、吉安地区
我们从表2可以看出，一师党团员的发展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地缘因素。在这些人中，来自九江地区的（包括修水、永修、都昌、德安、武宁）高达12人，来自吉安地区（吉安、万安、永新、新干）的也有7人，两个地区的人数加起来占全部人数的7037%。从县来说，党团员高度集中在永修、修水、都昌、吉安和万安5个县。这些正是我们上文已经分析过的一师革命网络中的五个重要关系结点。而在改造社中独占鳌头的广信府地区，在一师早期的党团员中却仅有1人；一师与改造社发生交叉关系的也只有1人。
前引陈寅恪的研究说明，来自滨江交通便利地区的人常常容易接受社会新思潮。九江位于鄱阳湖地区，是江西的水陆交通枢纽；而吉安及下属许多县都位于赣江领域。这两个地区与广信府地区同属滨江交通便利地区。那么，为什么在二中与一师的革命群体中又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地域差别呢？这主要是因为一师与二中本身的生源有很大差别。根据对一师同学录的粗略统计，一师各期来自九江和吉安的学生大约占全部学生的1/4，如果加上一师专门为九江的武宁县和永修县办的讲习班的学生，就接近1/3之多；而来自广信府地区的学生则寥寥无几（欧阳祖经，）。我们没有找到南昌二中早期学生完整的同学录，但从各种零散资料来看，二中的生源更为广泛，其中来自广信府的学生占据了相当数量，来自九江和吉安的学生数量则不突出（南昌二中百年校庆筹备工作办公室，；南昌二中校友会前期校友分会，）。
总的说来，一师如网格状的革命网络虽然不像二中改造社那样规模庞大，但它们却比改造社更加紧凑而牢固。正是这个网格中的那些结点建立起了江西各地最早的党团组织。可以说，北伐前江西全省建立的党团组织绝大多数都与南昌一师学生有关。
四、结论
以往学界更多是从共产国际的背景切入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研究，我们称之为中共组织发展的“技术环境”。而本文着力分析了中共早期组织发展中两个关键的“制度环境”：学校与地缘。本文通过对江西中共早期党团组织网络的研究，表明中共早期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是嵌入在民国政治和教育格局中的，另一方面是嵌入在传统社会关系中的。
首先，新式学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网络发展的主要基础。但并非所有的新式学校都可以使中共组织生根开花。本文对江西学校的研究表明，由国民党系人士控制的学校为中共的组织发展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也就是说，国共两党早在形成正式的合作关系前，就已经开始了非正式的协作。此外，学校的不同类型对形成不同的中共组织结构有相当的影响。比如，在南昌二中这样的普通中学形成了一个同心圆式的革命网络，其基本特点是通过改造社这样的激进社团集中吸纳各种追求革命的青年；而在南昌一师形成的则是网格状的革命网络，其参加革命的学生十分密集，其组织形态则是若干个比改造社规模小、但结构更为紧凑的小群体。这个分析结论虽然不宜简单推广到全国各地学校的早期革命者中，但对我们深入细致地分析学校类型与中共早期组织的形态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其次，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以往研究的一个发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网络往往通过传统的地缘关系来成型和扩张。但本文同时指出，并非所有革命者的地缘都会在中共组织发展中发挥明显作用。有时，即使是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的地缘也不一定起作用。改造社的主要领袖袁玉冰的地缘因素不起作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中共组织发展中，地缘与学缘能否结合，要看学校的生源是否覆盖该地区，还要看中共组织领导人在当地是否有很深的社会基础。本文的分析延伸了陈寅恪所谓滨海临江交通便利地区是新思潮容易流行之地的洞见。南昌二中和南昌一师的革命者大多数来自江西的三个滨江地区：信江流域、鄱阳湖流域和赣江流域；又因为普通中学与师范学校在生源上的明显差别，形成了二中革命者与一师革命者在来源地域上的明显差别。
再次，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新式学校所托庇的国民党系人士，还是滨江区域所涌现的中共早期地方领袖，大多数都是世家或富家出身。这说明中共早期组织网络的形成对世家子弟或富家子弟的资源多有借助，也只有这样，才能超越狭隘的地域和学校关系，形成广泛的组织网络。但是，这种在中共早期组织发展中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发展轨迹也在年后各革命根据地愈演愈烈的强调无产阶级出身、反富农路线、肃反浪潮中埋下了祸根。
本文所研究的北伐前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基本上是由城市知识分子构成的。五卅运动和北伐后，中共的组织规模有了较大的发展。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始到乡村开展大规模的“串党”、“串团”活动，逐步奠定了乡村革命的组织根基。中共的组织形态后来在乡村社会的开展与其最初在城市知识圈中的萌芽固然有相当大的差别，但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在早期雏形已现。就此而言，本文对中共早期组织网络的渊源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在苏维埃革命时期乃至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流变。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罗琳
篇幅有限，参考文献、脚注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