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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毅
⊙编辑：一墨
瘟疫的发生和流行，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地方政府。每一次重大疫情的发生，均会引起大批民众死亡，土地荒芜，流民增加，巫术盛行，这些对地方统治带来极大的冲击和挑战。因此，地方政府处理和应对疫病的能力，直接决定着一个地方官吏的命运。地方官吏一方面积极贯彻朝廷应对疫病的诏令，另一方面在各自辖区内采取医学、经济和政治等应对措施，发放药物，散发粮食，建立病坊，安置病民，控制巫术等。
关于宋代政府应对瘟疫的措施，笔者在《宋代政府对疾疫的防治》《宋代政府应对疫病的态度与措施》《宋代政府应对疫病的历史借鉴》等文中探讨了宋代皇帝和中央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有关地方官吏应对瘟疫的措施论述较为简略。本文重点探讨宋代地方官吏对瘟疫的认识、态度以及采取的医学、经济和政治等应对措施，分析国家地方政权组织在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地方官吏撰写的医书对宋代医学发展产生的影响等。
一
宋代地方官吏对瘟疫成因及传染性、危害性的认识
在宋代政府的重视下，一些派到地方的行政官吏，对疫病发生的病因病症等多有观察和记载，如认识到水源污染、气候反常和天行戾气等是瘟疫形成的一些主要原因。某些地方官吏在长期防治疫病的过程中，精研医理，探求疗法，不仅积累了大量宝贵的临床秘方、验方和效方，而且撰写了许多有名的医药方书著作，记载了大量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医药方剂。
北宋时期，长期担任地方官的沈括（—）撰有《沈存中良方》《灵苑方》和《别次伤寒》。其名著《梦溪笔谈》列有专门的医药篇，记载了40余种药物的形态、配伍、炮制及其主治功用等，书中记载福建路漳州界，“有一水，号鸟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数十里间水皆不可饮，饮皆病瘴，行人皆载水自随”。
苏轼（—）在地方州府多年为官，撰有《东坡集要方》《圣散子方》《医药杂说》和《苏学士方》等，记载了宋代医学家和地方官吏治疗各种疾病所用的本草、方剂、灸法、养生、炼丹以及医案等内容。后人将苏轼和沈括医书合编为《苏沈良方》和《苏沈良方拾遗》，所收方剂中包含了大量治疗瘟疫的秘方、验方和奇方等，附有丰富的医案。绍圣元年（年）六月，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记载广州罗浮山道士邓守安的亲身观察：“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井水，贫丁何由得？”
方勺（—？）撰有《泊宅编》，记载了江南西路虔州（治今江西赣州）的瘴疾系由饮水所致，并告诉人们鉴别毒水的方法：“予管勾常平，季点到邑，皆留数日，亦无他苦。大抵此地惟水最毒，常以铜盆贮水，须臾铜色微黑。予每以大锡瓶挈佳泉以自随，捐二夫之力，足了数日之食。”此即为毒水，饮用后将引发瘴疾。
关于南方地区的瘴疫，一些地方官吏进行了积极的观察和记载。李璆，字西美，开封人，政和年间进士，绍兴四年（年）以集英殿修撰知吉州（治今江西吉安），累迁徽猷阁直学士和四川安抚制置使，著《瘴疟论》。李璆经过仔细的观察，认为南方地区瘴疠的发生是地理气候条件所致，“炎方土薄，故阳燠之气常泄，濒海地卑，故阳湿之气常盛。而二者相薄，此寒热之疾，所由以作也”。又说：“余观岭南瘴疾证候，虽或不一，大抵阴阳各不升降，上热下寒者十盖八九。”在瘴疠的治疗上，他反对用发表药为和下剂，主张用温法，常用药有生姜附子汤、治瘴七枣汤、附子汤和小柴胡汤等，并灸中脘、三里、大椎或第五椎，强调用“常山”，“欲除根本，非常山不可”。因此，常山、黑漆等药材在宋代常常用来治疗瘴疾。
张致远（—），福建路南剑州沙县（治今福建沙县）人，宣和三年（年）进士，任两浙路转运判官、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绍兴五年（年）以显谟阁待制知台州，著《瘴疟论》。他认为，“岭南地偏而土薄，无寒暑正气。阳常泄，故冬多暖。阴常盛，故春多寒。阳外而阴内，阳浮而阴闭。故人多病，多内寒而外热，下寒而上热”，是瘴疫形成的主要原因。他赞同李璆治疗瘴疫的方法，主张用正气散、姜附汤、五苓散、理中汤、七枣汤等，与瘴药相配合，善后用黄芪建中汤、大养脾丸等调服。
王棐，生卒年不详，京西北路河南府新安（治今河南新安）人，生活于北宋后期，著《指迷方》一篇。他认为南方瘴疫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南方天气温暑，地气郁蒸，阴多闭固，阳多发泄，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元气不固，感而为病，是为之瘴。”他将南方瘴疫分为三种类型：冷瘴、热瘴和哑瘴，并指出北人和南人之间存在差异，“凡往来岭南之人，无不病且危殆”。
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历任襄阳尉、原州通判、建昌军通判、知鄂州、筠州的庄绰，建炎初年（年）患疟疾，久治不效，医学家陈了翁通过灸其膏肓俞穴而愈。于是，庄绰搜集大量有关膏肓俞穴的资料，撰成《灸膏肓俞穴法》一书，又撰《脉法要略》《庄氏家传方》和《本草节要》等医书，详细地阐释了膏肓俞穴的主治功效以及取膏肓俞穴的数十种方法，成为宋代首部论述单一腧穴的针灸学著作。
南宋时期，周去非（—）任广南西路钦州教授、静江府通判，认为广南西路瘴疫流行的病因、病症和中原伤寒病类似，主张按不同症候施治。《岭外代答》卷四《风土门》载：“南方凡病，皆谓之瘴，其实似中州伤寒。盖天气郁蒸，阳多宣泄，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轻者寒热往来，正类痁疟，谓之冷瘴。重者纯热无寒，更重者蕴热沉沉，无昼无夜，如卧灰火，谓之热瘴。最重者，一病则失音，莫知所以然，谓之痖瘴。冷瘴未必死，热瘴久必死，痖瘴治得其道，间亦可生。冷瘴以疟治，热瘴以伤寒治，痖瘴以失音伤寒治，虽未可收十全之功，往往愈者过半。”主张三瘴因症候不同，应施以不同的治法。此外，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汪南容《治冷热瘴疟脉证方论》、章杰《岭表十说》等，亦认为南方地区的瘴疫与当地气候、水土有关。
乾道元年（年）二月二十六日，监察御吏程叔逵奏：“臣闻凡人平居无事，饥饱一失其节，且犹疾病随至，况于因饥之民，相比而集于城郭，春深候暖，其不生疾疫者几希，故自古饥荒之余，必继之以疫疠。熙宁中，浙西荒旱，取民于城而饘粥之，死者至五十余万。比尝奏乞，更于郊野设粥赈散。今饥民聚于城外，而就粥者不下数万人，颇闻渐有病者，有（弊）［毙］者。臣略问之，城内给棺（敛）［殓］者，已至七十余人，窃虑驳驳不已。日者，常诏有司择空闲屋宇，以安养之，又命医挟剂以疗治之，可谓德意周至矣。然臣窃以为众之所聚，疾势易成，转相渐染，难以复治。谓宜亟敕府县，亲行科择，多出文榜，凡有家可归、有乡可依者，许其自陈，给以粮米，使之各复归业。仍官给文引，俾就归业之处，请粥或米以存恤之。至于无所依归之人，乃令就病坊安养。”可见，“众之所聚，疾势易成，转相渐染，难以复治”是疫病形成和传播的重要原因。
嘉定元年（年）五月二十九日，正奉大夫、右丞相、兼枢密院使、兼太子少傅钱象祖（—）等奏：“臣等即具知禀回奏外，窃惟比岁以来，飞蝗为灾，遍及江浙，陛下每睹变异，忧形词色。盖自权臣首祸，轻起兵端，南北生灵肝脑涂地，冤愤之气充塞穹壤，其散为疠疫，化为蝗蝻，理或有之。”说明宋代已认识到戾气是疫病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宋代地方官吏应对重大疫情的措施
（一）亲临疫区指挥，调动各种力量，积极加以救治
淳化四年（年），两浙路三吴地区岁饥，随即疫病流行，民多病死。据税安礼《历代地理指掌图》记载，三吴指的是两浙路苏州、湖州和常州一带。三吴地区发生疫病后，宋政府“择长吏养治之，命（宋）珰知苏州”。宋珰（—）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救治，不久也感染了恶疾，卒于苏州，年六十一。宋太宗闻之嗟悼，录其子宋明远为蒲城主簿，“俾护其丧归葬”。
明道二年（年），陕西路关中地区干旱和蝗灾流行，发生“饥疫”。户部侍郎、陕州知州范雍（—），“自减廪食，以为民先，富人皆争出财助官贷，活数万人”。范仲淹《资政殿大学士礼部尚书赠太子太师谥忠献范公墓志铭》载：“明道二年，以户部侍郎知陕州，逾月移京兆府。其年，诸道旱蝗，人复疾疫，于关中为甚，百姓转于沟壑。”在范雍的积极救治下，京兆府（治今陕西西安）一带疫病流行的趋势得到控制。范雍政绩上报朝廷后，深得宋廷的赞赏。宋政府升其为河阳知府，进吏部侍郎，徙应天府，又改河南府，知资政殿学士。
嘉祐（—年）中期，韩纬以司门郎中出知京西路颍州（治今安徽阜阳）。时京西大饥，韩纬积极加以振济，救活民众甚多。于是，韩纬发布榜文，告知邻近州县民众，“谕以救恤之意，使来就食”。邻竟之民，“襁负而至者，不可胜数”，然而，“仓廪既竭，又乏宽闲之居以处之”，引发瘟疫流行，造成大批难民染疫而亡，“死者相枕藉”，韩纬“亦以疾亡”。
治平二年（年）三月，京西路许州（治今河南许昌），“值岁大旱，民饥疫作，州缺守而无见粮，君（曾炳）归而饥者聚州下，无虑数万人”。许州观察推官曾炳（—），“日复周视之，均其廪食病者，则躬致其医药，虽民赖以再生”。然而，在救疫的过程中，曾炳不幸“遂为疫所中，卒不能起”，治平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病逝，年四十四岁。曾炳去世后，韩琦在《故许州观察推官曾君墓志铭》中给予了高度评价：“有才而不得殚其蕴，有禄而不得终其养，虽力仁而济物兮，反自罹其夭丧，兹天道之难知，而世人之共悲者则余也，岂独以门人而大怆。”
熙宁初年（年），河朔被水，河南、齐、晋旱，淮、浙飞蝗，江南疫疠。宋神宗召对便殿访时事，黄廉（—）回答说：“陛下意在惠民，法非不良，而患在奉法之吏多非其人。朝廷立法之意则一，而四方奉法之意纷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恐陛下不尽察也。河北郡县被水，河东、河南、京东西皆旱，淮、浙飞蝗蔽野，江南疫疠，恐陛下不尽知也。”宋神宗遂命黄廉与司农寺丞程之才一起，“体量河北、河东灾伤赈济”。黄廉，字夷仲，江南西路洪州分宁县（治今江西修水）人，嘉祐六年（年）进士，曾任利州路转运判官、提举成都府、利州路茶事等职。
大观元年（年），两浙路姑苏（治今江苏苏州）发生“春疫”，殿中侍御使沈畸“命洒掃狱具”，清理监狱囚舍卫生。沈畸，字德侔，两浙路湖州德清县（治今浙江德清）人，历任尚书议礼编修官、监察御史、殿中侍御使、监信州酒税等职。
隆兴元年（年），王信（—）添差两浙东路温州（治今浙江温州）州学教授，“郡饥疫，议遣官振救之，父老愿得信任其事，守不欲以烦信，请益力”。王信闻之，“欣然为行，遍至病者家”，救活病人，不可胜记。王信，字诚之，两浙东路处州丽水（治今浙江丽水）人，绍兴三十年（年）进士，历任建康府学教授、温州教授、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等职。
嘉定八年（年）冬，金朝军队犯宋，“侵襄阳，围安陆，声摇湖、湘间”。嘉定九年（年）春，金朝骑兵侵犯荆湖北路江陵府（治今湖北荆州），荆湖南路潭州（治今湖南长沙）“既而饥疫并作，死者相枕藉”。通直郎范机（—）积极加以救治，“惫心疲，精瘗其胔骸之暴露者，为粥以饲其饥且羸者，收育孩穉之无所归者，所活几不胜计”。范机，字纯之，号拙逸，曾任建宁府瓯宁主簿、抚池二州司法参军、潭州宁乡县知县、湖广总领所幹办公事等职。
（二）派医诊治，发放药物，救治患者
宋仁宗时期，江南东路江州（治今江西九江）“人大饥且疫”。江州通判陈良器（—）“具粥医药，不足则取庐山诸佛寺余财以续之”，“所活以万数”。陈良器，江南西路洪州南昌县（治今江西南昌）人，曾任秘书省正字、南京判官、江州通判、曹州知州等职。
熙宁九年（年），江西发生“大疫”。江南西路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军州事、江南西路兵马都钤辖曾巩（—）积极加以救治，“命县镇亭传，悉储药待求，军民不能自养者，来食息官舍，资其食饮、衣衾之具，分医视诊，书其全失、多寡为殿最”。曾肇《子固先生行状》载：“会岁大疫，自州至县镇亭传，皆储药以授病者民若军士不能自养者，以官舍舍之，资其食饮、衣衾之具，以库钱佐其费，责医诊视，记其全失、多寡，以为殿最，人赖以生。”韩维《曾公神道碑》也载：“曾巩又徙洪州，岁大疫，公储药物饮食，在所授病者民，以不夭死。”
元丰二年（年）十二月，苏轼被贬黄州，任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三年（年），黄州民病疫，瘴疾大行。苏轼用圣散子方治疗，“所活不可胜数”。关于圣散子方的主治、组成、炮制和应用情况，《苏沈良方》卷三记载甚详：
草豆蔻（去皮，面裹，炮，一个），木猪苓（去皮），石菖蒲，高良姜，独活（去芦头），附子（炮制，去皮脐），麻黄（去根），厚朴（去皮，姜汁炒），藁本（去瓤，土炒），芍药，枳壳（去瓤，麸炒），柴胡，泽泻，白术，细辛，防风（去芦头），藿香，半夏（姜汁制），茯苓（各半两），甘草（炙，一两）。上锉碎，如麻豆大。每服五钱，清水一钟半，煮取八分，去滓，热服。余滓两服合为一服，重煎，空心服下。”
苏轼所撰《圣散子方》，宋代广泛应用于治疗疫病、伤寒和瘴疫等。由于该药“所用皆中下品药”，“其利甚薄”，“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办者”，深得医家和普通民众的喜爱。宋徽宗年间官修《政和圣济总录》时，收录了此方剂。关于圣散子方的主治，苏轼指出：“用圣散子者，一切不问阴阳二感，或男子女人相易，状至危笃，速饮数剂而汗出气通，饮食渐进，神宇完复，更不用诸药，连服取瘥。其余轻者，心额微汗，正尔无恙。药性小热，而阳毒发狂之类，入口便觉清凉，此药殆不以常理而诘也。若时疾流行，不问老少良贱，平旦辄煮一釜，各饮一盏，则时气不入。平居无事，空腹一服，则饮食快美，百疾不生，真济世卫家之宝也。”关于此药的疗效，苏轼自称：“谪居黄州，连岁大疫，所全活者不可胜数。”
元丰三年至七年（—年），苏辙（—）“除右司谏，为时人所忌，谪知袁州。未至，降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在任监筠州（治今江西高安）盐酒税期间，“时大疫，乡俗禁往来动静，惟巫祝是卜”，苏辙多制“圣散子及煮糜粥，遍诣病家与之”，医活者甚众。
元祐五年（年），淮南西路蕲州（治今湖北蕲春）、黄州（治今湖北黄岗）一带，自春至夏秋，“人患急喉闭，十死八九，速者半日、一日而死”。黄州推官潘昌说：“亲族中亦死数口，后得黑龙膏，救活者数十人。”黑龙膏方，舒州刘郎中传，主治咽喉肿痛九种疾：急喉闭、缠喉风、结喉、烂喉、重舌、木舌、遁蛊、帅蝶、飞丝入喉。宋代医学家叶大廉《叶氏录验方》卷下《治咽喉口齿》记载了此方的组成和服法。
人参末一钱，甘草末二钱，酒一合，百草霜一钱，不蛀皂角二条，以水三升浸一时辰，揉汁去滓。上件同熬成膏，次入霜梅，上白盐、硇砂、焰消各少许，再煎一两沸为度。如有患人先用水漱口，次以鹅毛点药扫喉中，有恶涎或自出，或下腹，可一两度引药方歇良久，喉中恶物出尽为度。
黑龙膏在治疗蕲州、黄州急喉闭病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后世多用于治疗急性咽喉病。
绍圣元年，淮南西路庐州（治今安徽合肥）发生饥荒，庐州知州朱服“守便宜振护，全活十余万口”。绍圣二年（年），庐州继发大疫，朱服“课医持善药分拯之，赖以安者甚众”。宋徽宗即位后，“加集贤殿修撰，再为庐州。越两月，徙广州”。
建中靖国初年（年），京东东路淮阳军（治今江苏邳州）“岁大疫”，知淮阳军田昼“日挟医问病者药之，遇疾卒”。田昼，字承君，京西北路颍昌府阳翟县（治今河南禹县）人，历任校书郎、磁州录事参军、知西河县、知淮阳军等职，“有善政，民甚德之”。
政和六年（年）春，江南东路宣州（治今安徽宣州）“大疫”，承议郎、权发遣宣州军州管勾学事、兼管内劝农桑事刘安节（—），“命医官治甚力，其得不死者不可计”。夏五月巳亥，刘安节得疾，五月乙巳卒，年四十九岁。刘安节救疫的措施得到当地官民的称赞，“吏哭于庭，民哭于巷，虽童稚亦知感慕，而士大夫无远近识否，皆为之叹息”。宋政府恩荫其子刘诚一官，宣州民建祠祭拜。
政和六年，荆湖北路澧州（治今湖南澧县）司户曹事寇宗奭，“历考《神农本草》与《图经》二书，参之事实，口折众说，推衍奥义，各得其宜”，撰成《本草衍义》二十卷。寇宗奭是宋代著名的本草学家，历官于吴山县、顺安军、永州、耀州、雄州、霸州、思州武城县和澧州等地。《本草衍义》成书后，荆湖北路提举刘亚夫，“为宗奭申尚书省投纳”，宋政府任命寇宗奭为通直郎添差充收买药材所辨验药材。此书后被金张存晦刻入《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之中，增补了许多防治疾病的新药，在本草学和临床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宣和二年（年）五月，京师开封大疫，太学诸生多感疾。朝请大夫、国子监丞丁志夫（—），“躬督医者治疗之，日问其食饮卧起状，多士感悦”。不久，丁志夫“亦病矣，俄致其事于朝，讫不起，宣和二年五月丙午也，年五十五”。丁志夫，两浙路温州永嘉（治今浙江温州）人，绍圣元年进士，历官台州宁海尉、司农寺丞、国子监丞、朝请大夫等。
绍兴十九年（年），岭南瘴疫大作，日色昼昏。广南东路连州（治今广东连县）尤为严重，“官于连者自太守而下死凡数人”，“郡人无不被疾，哭声连巷，乡落至有绝者”。时张浚（—）因上奏朝廷抗金，触怒秦桧，被贬连州居住，于是积极加以救治，“和药拯之，病者来请，日至千余人。惟公家下至仆厮，无一人告病过者”。
乾道九年（年），江南西路“连岁大旱”，右文殿修撰龚茂良（—）积极加以救治，“戒郡县免积税，上户止索逋，发廪振赡”。不久，江西“疫疠大作”，龚茂良“命医治疗，全活数百万”。因救疫有功，宋政府提升他为待制敷文阁，“赏其救荒之功”。
乾道初年（年），两浙路杭州一带大疫，转运司“以上命，遣府僚视民疾苦”。知湖州武康县薛居宝（—）“倾医家至，议疾赋药，医不敢欺，所活最多”。于是，两浙西路安抚使和转运使上奏薛居宝的业绩，被宋政府任命为直秘阁、扬州知州等职。
淳熙（—年）中期，福建路南剑州尤溪县（治今福建尤溪）“岁大疫”，尤溪知县石子重（—）“多治药剂，分遣医者散之村落。自为诗以劝之，赖以活者甚众”。后当他调离尤溪县时，老百姓非常怀念他，“画像祠之”。
绍定元年（年），福建路南剑州沙县（治今福建沙县）“岁大疫”，沙县主簿刘纯“治粥药存活之，死而无收者作大冢瘗焉”。不久，刘纯“秩满，丞分宜，复值岁旱，极力赈救，如簿沙时”，继入京任太平惠民和剂局监官。
（三）发放钱粮，施散粥食，赈济病民
元丰二年（年）十月己酉，“蜀部疾疫”。成都府路转运使李之纯“括户绝产未售者与死而未瘗者，命吏分瘗，调度出府库钱，不足，以常平钱佐之，售其产以偿，具以闻”。李之纯的措施受到宋神宗的肯定，“诏可之，著为令”。于是，“成都岁出官米六千斛，下其直以粜贫民”。但言官认为此项措施虽然对百姓有利，却损害了朝廷的利益，请求下诏讨论此事。李之纯说：“成都，蜀部根本，民待此为生百年矣，苟夺之，将转徙无所不至，愿仍旧贯。”朝廷最终批准了李之纯的做法，允许划拨官米赈济病民。
元祐四年（年），杭州大旱，饥疫并作。十一月，杭州知州苏轼采取了以下措施加以应对。苏辙《栾城后集》卷二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载：
及至杭，吏民习公旧政，不劳而治。岁适大旱，饥疫并作，公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贵。复得赐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方春，即减价粜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公曰：“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私橐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蓄钱粮以待之。至于今不废。
苏轼应对疫病的措施包括：一是向朝廷请示，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二是元祐五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三是苏轼认为杭州乃水陆交会之地，“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于是筹集资金贯，又拿出个人私钱黄金50两，建立病坊，安置病人，并储备专门的钱粮作为日常开销。此病坊后更名为“安乐坊”，宋徽宗年间赐名为“安济坊”。据朱《普济方》记载，苏轼用“圣散子方”治愈此次杭州疫病，“昔在杭州、黄州，其年瘟疫流行，满城人皆患其病，危笃不救，每用圣散子方”。
绍兴四年，福建路漳州龙溪县（治今福建龙海）发生“亢旱”和“岁疫”，松溪、政和、建阳、浦城四邑“仰食下流客米”，然而，官府却禁令舟船运米出城。龙溪主簿卓先（—）争论说：“四邑非建民耶？”主张施药救治，“多所全活”，宋政府擢升其为“建宁军节度推官”。卓先，字进之，福建路兴化军莆田（治今福建莆田）人，少师林光朝，年十五岁以特科任龙溪主簿。
绍兴十八年至隆兴年间（—年），叶衡（—）擢知两浙西路常州（治今江苏常州）。时水潦为灾，叶衡“发仓为糜以食饥者”。有人建议常平米不可轻易发放，叶衡说：“储蓄正备缓急，可视民饥而不救耶？”积极加以救治。随即，常州瘟疫大作，叶衡“单骑命医药自随，遍问疾苦，活者甚众”。叶衡，字梦锡，两浙东路婺州金华（治今浙江金华）人，绍兴十八年（年）进士，曾任宁德县主簿、常州知州、枢密都承旨、右相兼枢密院使等职。
绍兴三十年（年），刘朔（—）调任两浙东路温州（治今浙江温州）司户参军，“计口受禄，以其余救饥疫，饲弃儿”。刘朔，字复之，福建路兴化军莆田（治今福建莆田）人，绍兴三十年进士，曾知福清县。
隆兴二年（年），两浙西路湖州（治今浙江湖州）“水旱之余，疾疫大作，道殣相属”。湖州知州王师心（—）积极加以救治，“既为粥以食饿者，又遣僚属劝分，多所全活”。王师心，字与道，两浙东路婺州金华（治今浙江金华）人，重和元年（年）进士，曾任海州沐阳县尉、绍兴府知府、吏部尚书兼侍读等职，谥庄敏。
开禧北伐失败后，荆湖北路江陵府（治今湖北荆州）“残毁饥馑，继以疾疫”，德安府安陆县（治今湖北安陆）“城中疠疫大作，老且病者醢猫以侑食”。荆湖制置使李大性（—），“首议振贷，凡三十八万缗有奇。前官虚羡，凡十有四万五千缗，率蠲放不督，民流移新复业者，皆奏免征榷”。在李大性的积极救助下，江陵、安陆一带的疫病流行逐渐得到控制。宋政府擢升其为刑部尚书兼详定敕令，后又迁兵部尚书，卒后谥文惠。
嘉定十年（年），潼川府路中江县（治今四川中江）“岁大疫”，中江县尉邓应午“力请于台阃，饭饥药疾，至捐俸以资之”。邓应午（？—），字明父，成都府路彭州蒙阳（治今四川彭州）人，嘉定十年进士，曾任中江尉、华阳丞、监成都府钱引务等职。
嘉定十四年（年），福建路福州（治今福建福州）、延平（治今福建南平延平区）等地，“饥疫并作”。福建转运判官兼建宁府知府谯令宪（—）“赈恤备至”，受到当地百姓的称赞，“闽人咏歌之”。然谯令宪不幸染病，嘉定十五年十月八日病逝，年六十八岁。
嘉定十五年，福建路南剑州（治今福建南平）“大旱，疫”，南剑州知州陈宓（—）“蠲逋赋十数万，且弛新输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钱粟药饵户给之”。陈宓，字师复，号复斋，福建路兴化军莆田（治今福建莆田）人，南宋丞相陈俊卿第四子，师从朱熹，历任监泉州南安盐税、知南康军、知南剑州和知漳州等职。
绍定六年（年），袁甫任江东提刑。“岁大旱”，袁甫“请于朝，得度牒、缗钱、绫纸以助赈恤”。“疫疠大作”，袁甫“创药院疗之。前后持节江东五年，所活殆不可数计”。袁甫，字广微，号蒙斋，两浙东路庆元府鄞县（治今浙江宁波鄞州区）人，袁燮子，嘉定七年（年）进士第一，历任知徽州、衢州、提举江东常平兼提刑、权兵部尚书等职，卒谥正肃。
（四）建立病坊，隔离病人，以防传染
宋代地方官吏首先认识到官府救灾聚居于一处的做法有很大的弊病，主张建立相应的医疗机构，安置病民，实施医药救治，以防止大规模的传染。如咸平四年（年），黄州知州王禹偁建立“病囚院”，专门治疗患病囚犯。
庆历八年（年）六月丙子，黄河在河北路澶州商胡埽（治今河南濮阳东）决口，改道北流，河北路、京东路发生大水，尤其是滨州、棣州、德州、博州“民多水死”，继又出现大饥，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一三载：“是岁，河北、京东西大水，大饥，人相食。”《东都事略》卷六五《贾昌朝传》亦载：“河决商胡，属岁饥又疫，人多流弃。”此次水灾引起朝廷的重视，宋仁宗下诏“出三司钱帛赈之”。水灾发生后，河北民众“大疫”，大量流民涌入京东路，“流民入京东者，不可胜计”。与此同时，河北、京东地区暴发疫病，尤以河北大名府、京东郓州、青州一带较为严重。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庆历末，富文忠公镇青州。会河决商胡，北方大水，流民坌入京东。”，19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贾昌朝（—）积极加以救治，“置病坊给养之，全活九十余万”。京东路宣抚使、青州知州富弼（—）发布《擘画屋舍安泊流民事指挥》《晓示流民许令诸般采取营运事指挥》《支散流民斛 画一指挥》《宣问救济流民事札子》四道命令加以积极应对，指出：“臣伏奉圣旨，取索擘画救济流民等事件，令节略编修作四策，具状缴奏去讫。”尤其是富弼建立的“公私庐舍”，在救治病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凡活五十余万人，募而为兵者又万余人”。
熙宁八年（年）夏，两浙路吴、越一带大饥疫，死者过半。陈思《宝刻丛编》载：“熙宁中，吴大饥疫。”越州知州赵抃（—）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尽救荒之术，疗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载：“明年春，大疫，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失所时。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瘗之法，廪穷人尽三月当止，是岁尽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有上请者，或便宜多辄行。公于此时，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巨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失敛埋，皆公力也。是时旱疫被于吴越，民饥馑疾厉死者殆半，灾未有巨于此也。”
庆元年间（—年），何洪知江南西路临江军新淦县（治今江西新干）。“值邑大疫疠”，何洪建惠民局，“延良医以治之”；又建养济院，“以收无依者，民甚德焉”。
绍定四年（年），两浙西路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发生“春疫”。知平江军府事、新除浙西提刑吴渊（—）积极加以应对，一方面“亟择群医之良，分比闾而治，某人某坊，某人某里，家至户到，悉给以药。窭而无力者则予钱票，疾不可为者复予周身之具，繇二月讫七月，其得不夭者一千七百四十九人”，另一方面“因念仓卒取药于市，既非其真，非惟不真，且弗可以继，乃创济民一局，为屋三十有五楹，炮泽之所，修和之地，监临之司，库廪庖湢，炉硙鼎臼，翼然井然，罔不毕具”。
（五）收集名方，撰写医书，宣传医学知识
在防治疫病的过程中，地方官吏一方面积极宣传、推广官修医学方书《太平圣惠方》《神医普救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太医局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另一方面，又按照疾病种类和各地实际情况，亲撰实用医学方书，如工部员外郎、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撰《陈氏集验方》，虔州知州刘彝撰《虔州正俗方》，邵州邵阳县主簿刘元宾撰《神巧万全方》，信阳军知军王寔撰《伤寒证治》，忠州防御使赵士纡撰《九龠卫生方》，平江府知府李朝正撰《备急总效方》，南康军知军李观民撰《集效方》，从政郎、沣州教授王执中撰《既效方》，处州知州钱竽撰《海上名方》，南康军知军朱有章撰《卫生家宝方》，岳州平江县令吉之撰《吉氏家传方》等。
此外，宋代任漕使、酒税、商税、盐税的地方官吏也撰写了大量的方书著作，凡性味主疗之说，方内所用药物，无不备载。如庆历七年（年），监杭州钱塘酒税王衮撰《博济方》五卷。淳熙中，浙漕贡士陈日行“取本草药物，删繁摭颖”，撰《本草经注节文》四卷。绍熙中，东南漕使孙绍远撰《大衍方》十二卷。庆元中，监两浙西路临安府富阳县（治今浙江富阳）酒税王硕撰《易简方》一卷。嘉定中，监江南东路饶州（治今江西鄱阳）商税张松撰《究原方》五卷等。
（六）清理河道，保护水源，改善城市环境卫生
乾道二年（年），江南西路隆兴府（治今江西南昌），“会岁大札（即疫疠），巫觋乘间惑人，禁断医药，夭横者众”。徽猷阁直学士、知隆兴府充江南西路安抚使吴芾（—），“命县赏禁绝，集群医分井治疗，贫者食之，全活不可计”。城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涂潦。吴芾说：“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厉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即地势高而干燥的地方）以居。
（七）打击巫术，控制巫医，推广医药
两宋时期，巫术在民间的流行与存在造成部分地区民众在疫病流行时期不敢寻医，不敢视疾，不敢服药，甚至出现遗弃亲属的行为，严重地威胁到朝廷政令的贯彻和地方政府的救治活动。因此，为了有效地防控各类疾病和重大瘟疫的流行，以及传播官方正统医学知识，地方官吏对“巫医”的非法活动采取了打击、控制和改造的措施。
天圣元年（年），夏竦（—）任江南西路洪州（治今江西南昌）知州。江西之俗，“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尝亲药饵也”。时洪州大疫，夏竦一方面上奏朝廷，汇报疫情；另一方面命医制药分给居民，“下令捕为巫者杖之，其著闻者黥隶他州”。经过一年多治理，“部内共治一千九百余家，江西自此淫巫遂息”。
庆元元年（年），两浙西路常州（治今江苏常州）发生严重的疫病。常州知州张子智积极加以救治，散发药物，但由于巫师的干预，百姓不敢领药。洪迈《夷坚志支戊》卷三《张子智毁庙》载：
张子智贵谟知常州，庆元乙卯春夏间，疫气大作，民病者十室而九。张多治善药，分诸坊曲散给，而求者绝少，颇以为疑。询于郡士，皆云：“此邦东岳行宫后有一殿，士人奉祀瘟神，四巫执其柄。凡有疾者，必使来致祷，戒令不得服药，故虽府中给施而不敢请。”
从洪迈的记载可以看出，巫师在常州有很大的号召力，即使州府施药，百姓也不敢领取。张子智在充分调查了巫师的罪行后，“即拘四巫还府，而选二十健卒，饮以酒，使往击碎诸象，以供器分诸刹。时荐福寺被焚之后，未有佛殿，乃拆屋付僧，使营之。扫空其处，杖巫而出诸境。蚩蚩之民，意张且贻奇谴，然民病益瘳，习俗稍革”。不久，宋政府提升张子智为吏部郎中。
三
宋代地方官吏防治瘟疫对医学发展产生的影响
受国家的重视与引导，宋代地方官吏在为官任职和防治瘟疫的过程中，编撰医书之风盛行，成为推动医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有的地方官吏倾心于对某一医学理论的专门研究与实践，或对某一医书的校正与评注，或对某一疾病的长期观察与记录，或对某一药材、植物、花卉的介绍与应用，或广泛搜集与编撰民间验方等。范仲淹（—）“愿为良医”的追求，陈衍（约—）“愚读书之暇，尝从事于医”的做法，代表了这一时期地方官吏对医学的普遍看法和“以仁存心”“济世利人”的态度。在宋代出现的余部医学著作中，地方官吏撰写的著作大多结合了临床医学经验或心得体会，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为宋代医学“全面大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极为重视医学，认为“医乃仁政”的思想符合国家统治；二是极为重视诸科疾病的防治，在医学基础理论、伤寒金匮、临床诊法、针灸推拿、医学本草、临证诸科、延年养生、医史医案等领域撰写了大量的著作，促进了疾病诊断学、药物学、方剂学和病案学的发展。
地方官吏编撰的医学著作，较著名的有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撰《陈氏集验方》一卷，监杭州钱塘酒税王衮撰《博济方》五卷，杭州知州苏轼撰《圣散子方》一卷、《灵苑方》二〇卷，沈括撰《沈存中良方》一〇卷，知永兴军司马光撰《医问》七篇，判河南府文彦博撰《药准》一卷，潭州司理参军刘元宾撰《神巧万全方》十二卷，从政郎、沣州教授王执中撰《既效方》一卷、《针灸资生经》七卷，知虔州刘彝撰《虔州正俗方》一卷，黄州推官潘昌撰《黑龙膏方》一卷，成安大夫、惠州团练使张涣撰《小儿医方妙选》三卷，桐城县尉罗适撰《伤寒救俗方》一卷，徽猷阁直学士、知华州郭思撰《千金宝要》六卷，知信阳王寔撰《伤寒证治》三卷、《伤寒治要》一卷、《局方续添伤寒证治》一卷，忠州防御使赵士纡撰《九籥卫生方》三卷，太医局教授、成州团练使张锐撰《鸡峰备急方》三〇卷，知平江府李朝正撰《备急总效方》四〇卷，南康军知军李观民编《集效方》一卷，知处州钱竽编《海上名方》一卷，岳州平江县令吉之撰《吉氏家传方》，承节郎、监饶州城南商税张松撰《究原方》五卷，朝请大夫、知兴化军张允蹈撰《外科保安要用方》三卷等。这些著作，“专为时疾、疟痢、吐泻、伤寒之类”，或专治瘴疟、喉痹、天花、肺痨、麻风等病，切于临床，简便实用，流传颇广。如黄州知州苏轼推广的“圣散子方”，黄州推官潘昌推广的“黑龙膏方”，就是地方官吏以医学知识防治疫病的典型案例。南宋洪适、杨倓、胡元质在江南东路太平州当涂（治今安徽当涂）任职期间，先后刊刻了《洪氏集验方》《杨氏家藏方》《胡氏经效方》等方书，风靡江淮间，“今江淮间士大夫与夫医家多用此三书约证，以治疾无不取效”。
历任徽州、杭州府学教授及翰林学士的医学家许叔微，在《普济本事方序》中提出的“医之道大矣，可以养生，可以全身，可以尽年，可以利天下”的观点，为大多地方官吏所认同，而这种道德实践也完全符合儒家的规范和标准，因而得到政府的提倡。对于地方官吏来说，通过编撰医书达到“以救物为心”“而不求其报”，正是他们追求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情操和政治抱负。以至南宋陆游在《记悔》诗中发出这样的感慨：“我悔不学医，早读黄帝书。名方手自缉，上药如山储。”淳熙七年（年）七月，陆游撰成《陆氏续集验方》二卷，刻于江西仓司民为心斋。这些医学著作一方面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另一方面又传播了国家正统医学知识，促进了社会前进和民俗的进化。清代石韫玉在《洪氏集验方序》中总结这一时期的变化时说：“宋祖宗之朝，君相以爱民为务，官设惠济局，以医药旋舍贫人，故士大夫亦多留心方书。如世所传《苏沈良方》，许学士《本事方》之类，盖一时风尚使然。”
结语宋代地方官吏对瘟疫大多采取了政治、经济和医学等措施加以应对，尤其是地方官吏上报的疫情信息，对于中央政府是否采取国家层面的干预和应对产生直接的影响。在防治疫病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令人敬仰、可歌可泣的地方官吏，如宋珰、韩纬、曾炳、刘安节、田昼、丁志夫、谯令宪等，因遭受瘟疫感染而病死在职位上。地方官吏在防治疫病中撰写的医书、收集的名方和积累的宝贵经验，促进了医药学知识的传播，对宋代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源：《中原文化研究》年第2期。由中医传承辅助平台（TCMISS）编校发表，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