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黑龙江省第一任主席于毅夫
沈文生88岁老人对一九四七年林甸中学事件的回忆
年11月18日——年1月18日，林甸中学校开展“洗澡运动”(坦白每个人历史和所谓的反动言行)，肃反运动扩大化，造成20多人死亡，被打重伤80多人。
民间群众叫”打党”(即打国民党)。这一重大事件，惊动了省委、省政府。(后来我在于主席身边工作时，听他亲自说己向东北局李富春同志做了汇报)。
那时由省主席于毅夫牵头派省公安处(那时还不叫厅)，派人组成接管林甸县公安局直接办案的班子，经省公安处人员亲自审讯全面细致地调查。
认为是东北解放区，一起刑讯逼供典型的冤、假、错案。弄清真像最后定性为:"林甸中学事件"简称林中事件。给予县公安局长赖庆华开除党纪、撤消职务、判刑两年处分(我在十字街的一个个固定宣传板上，亲眼看到贴有赖庆华判刑两年的通告(用毛笔写的盖有公章)。省里都给县政委于光汉、县长兼校长康子文、何玲、副校长赵慰黎党纪和政纪不同处分。
这是我在哈尔滨市省教育学院的照片,年复制，最早年青26岁时在一中调县委科协那年留影，再沒有以前的像片了。
这是我亲历林中事件的回忆：一，无辜被捕
年，林甸刚解放时我参加了革命工作。经领导批准带职考入林甸中学，念一年半书后被学校派到五区(现三合乡)，覃平政委派我去胜利(即二十棵树)，县第二完全小学校当教师，全县就有两个完全小学校是有五、六年级学生，归县拨经费调老师配校长。校长王吉先分配我当六年级班主任，教“中国近代史”课。
学校原有教师全是“工薪制，”每月发放五斗小米，而我是和土改工作队是一样待遇"供给制"(不给钱或小米)。
没有节假日，吃住在农会，除一星期讲二节课外，我的工作基本在农会帮着丈量土地，然后由农会把土地分给穷人，并协助武装委员朱喜山动员青年参军、组织妇女会做军鞋支援前方解放战争。
学校放寒假了，我在农会组织剧团演剧配合土改宣传。
11月下旬我去县里买剧本，因天气寒冷，我借了王校长一件伪满羊皮军大衣，在农会选匹白马，就去买白毛女等剧本了。
我不挣钱，身无分文，农会主席张大亮叫我找财务支取买剧本的钱，因家住县城，也没有食宿补助费。
那时谁也没钟表，就是靠太阳定时间，太阳升起一杆子高时，在农会吃完了早饭(油饼、咸鱼)，然后就出发了，将近中午到家，把马拴在外面一棵树上，抱捆烧柴谷草把马喂上，那时的房子都没有院落，除原来大地主家里有院，家家如此。
进屋一看，满屋子的蒲草，我母亲领着二个妹妹正在编草鞋，父亲原本是个木匠，因地主被批斗，都被赶出大院，再没有盖房建筑的活了，所以父亲也就没有活可干了，只能上街卖草鞋。
我和妈妈诉说着离开家以后的想念之情，我妈问我:"儿子当老师了挣多少钱?"我说:"干革命不挣钱!"我母亲是个小脚文盲老太太，就懂挣钱的事，其他的啥也不懂。
我说:“乡下搞土改运动，把地主的地全分给没地户的穷人，我很忙!一会我还得上十字街路北，贸易公司供销社去买书。”说完，我就去买书了。
到供销社买了白毛女、送郎参军、兄妹开荒等几本跟形势潮流的剧本。
回来的路上，遇见两个同学，他们跟我说:"学校开洗澡大会整国民党三青团呢!"我也不懂三清团是什么?我看过封神演义，有三清教主。我以为是封建迷信道门呢?”他们跟我说了这些话，我也没在乎。
在街里转到天要黑了，我才回家，晚饭吃的苞米碴粥。累了一天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我即是剧团的组织者，又是剧团领导者、导演。所以，一大早起来就看着剧本，盘算着先演哪个剧目、选哪些人当啥角色等一些事儿。
吃完早饭(各家都是二顿饭)太阳到了东南晌了(大概是上午九、十点钟左右)，我就跟母亲说:"我在农会吃的很好，每天吃鱼、油饼，有时杀地主家的猪吃炖肉，不用惦心我!"说完，就告别母亲和家里人，骑上马乐呵呵的返回二十棵树胜利屯农会。
当我骑着马行至到五区(现三合乡)时，在离街七里路北(张举屯)的路上，路边上来一个二十六、七岁小伙子，拦住我说:"查看你路条(那时上街都得开路条，等于现在身份证)，我赶紧下马拿出路条给他看，他说:"不行，这是假路条!"我说：“在区政府开的，是真的!”
我们正在路上争吵，这时乡干部焦永良由街里骑马回来路过这里，下马问是咋回事儿?我指着那个小伙子说:"他说我的路条是假的!"焦永良望着那人说:"是真的!"那小伙子还说:"是假的!"焦永良告诉我：说他是公安局的，说完骑上马回就区政府了。
我对那个小伙子说:“我也没当过土匪，也没干过坏事，你们找我干啥?”他说:“有点事找你问问。”说着他从兜里掏出手枪向我比划一下，然后牵着马走近我说：“你跟我走。”
于是就领我到路北，离道北二百米远的庄稼地里。那年雨大秋涝，地垄沟水己结冰了，地里还有没拉回去的大谷垛，我们就面朝南靠着谷垛坐下，那个小伙子把马牵到他那面吃带谷穗的草。我问他谁找我?他说:"我也不知道!到街里你就知道了。”
我们两人默默的坐在那里等到太阳快西南晌的时候(大概下午二时左右)，那时正是天短的月份，他起来掏出手銬子说:"你带上吧!我把两手伸出去，他给我带上手銬，往县城街里走去。这里离街里大概还有六、七华里路吧！
到西门附近,他掏出大口罩给我戴上，叫我把两手插在袖口里不叫人看见，我戴着手銬子把两只手插到袖子里。走到公安局(伪滿西街路北当铺地点的门市房)，有间通后院的走廊，进入后大院内。
伪满当铺(是抵押物品、借、贷款从中获利息的舖子)，东、西两边各有一趟大仓库，东边有七间瓦盖青砖房是仓库；西边有十间土房，比民宅房子又宽又大，后改成监獄(是小号监狱)。靠这房北三间砖瓦房仓库也改为"大号"监獄。
有两个兵(现叫武警带着手枪)，把我领到西边土房的监獄，一进门，是南北通着的一条走廊，有战士拎着匣子枪、子弹都上着堂，从南头到北头来回游动，监视獄里"犯人"的活动。
监狱里边隔有十间小屋，都是单间(用粗楞木头釘的有不到一米半高木栏门，出入得90度大貓腰,几乎得爬行出入,那门看着非常结实，关押着监獄里的"犯人"。他们把我塞进最北边小单间里，有一铺一米多宽、二米多长的单人土炕，仅能躺下一个人，有个特别脏的破薄被在炕上扔着。
有时来个兵开锁，用苞米秆柴火燎一燎土炕，也没燎热也就是刚温乎。那时冬季特别冷，都是零下40度。小屋是死胡路式的，四壁是士墙挂着白霜，看不见一点阳光,也没一点热乎气，冰冷冰冷的,人进去就冻的直哆嗦。
各小屋里放一盏豆油灯，以便外边能看到被监禁人的动作。一进走廊，从房上吊着三盏棉花捻子的豆油灯，有那么一点点的光亮。整个走廊黑糊糊的阴暗，冰冷,潮湿，阴森森充满了恐怖!
每天鸡叫就得起床(站岗的喊口令)，只准在炕上坐着不许下地。早、晚二顿饭是他们雇老百姓做厨子送的饭(饭是一半带皮的谷子、一半不带皮的小米饭)，用轻铁皮做的像没把的水瓢似的一个大饭碗，饭上边放几片冻萝卜咸菜条，天天、顿顿吃一样饭菜。每天下午二点，有拿手枪的人打开牢门看着"放风"(出外大小便)一次。外边站着大约有8—10个兵，端着上着刺刀的抢，枪口对着这些出去放风的“犯人。”
把我关进去的第三天，我实在憋的受不了，我喊站岗的跟他说要出去!警卫班长王景堂过来，把锁打开把我放到走廊，用劈材棒一边打、一边骂着说:“你妈拉x的、不老实打死你!”把我身上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
然后塞进小牢，最后说:"你再不老实,妈拉x的打死你!"这下把我打老实了,再难受也不敢吱声了……。
原来这个监獄是关押土匪头子、死囚用的。年春土改运动开始，土匪大部分被剿灭了，少数残匪逃到外县，号子空了，但管理方式还是按原来规矩延续下来的。
在这死囚单人监獄里，我住了约十多天左右，没有人找我过堂(审讯)。二，屈打成招
有一天，半夜里冷不丁有两个手拎匣枪的兵，把门上的大锁头打开，把我叫醒，接着把我押送到局长办公室。
让我坐在局长办公桌子对面的木椅上，两边站着兵看着。对面坐着40多岁的人，长的一脸横肉，皮肤略黑，圆型脸,个子不高，胖墩墩的操着一口南方口音，他说话能听明白，但不能完全听懂(后来知道他就是赖庆华公安局长)。
开始赖局长表情很平淡，坐在我对面办公桌的正面说:“这些天你想好了吧?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交待吧!”我反问他，交待啥?他说:“你明白!你做的反动事!”我说:“我参加革命在五区工作，积极进步!你可以问覃政委!”他又说:“叫你交待在中学念书时反动组织活动的事!你他妈別东扯西扯的(大概是这意思)。”我说:“我不懂你问的事!”他很生气的大声骂:“你他妈的!顽固不交待，我就镇了你!”(枪毙的意思)。
我说:“我真不懂你问的是啥事?”这时他已经急眼了，站起来大声吼叫“你他妈的坦不坦白?”随即恼怒地抽出他身旁放在炕边的日本军官带的战刀(我在伪满读书时在广场开大会见过日本军官带过这种刀)。
这时我也站了起来，他恶狠狠的用刀背在我身上乱砍。开始，我感到巨烈疼痛，喊叫着："唉呀!妈呀……”后来砍的我倒跪在地下瘫在椅子边，不知当时砍了多少刀已经记不清了。
砍完了，他放下战刀说:"你他妈的好好想想!"说完他就出去了。有两个兵拿着枪看着我，我都疼懵了，不知他出去多长时间，估计半小时左右，他又回来了，大声吼叫着问我"想好了吗?",我说“不知道？”他接着说:"你是三青团特务宣传xx长(没听清什么长)。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呢?"我说:"我真不知道。”他大吼:"来人!"他的话音未落，随即闯进屋里一个拿着绳子的兵，把我上身衣服扒光，用绳子五花大绑（绑的是绝后蝇，手在背后弯着，绳勒在前脖子上，后手下沉勒的脖子喘气都困难)，把我从屋里拽到后院蓝球架下边，强迫我跪到雪地上冻着(那年雪大,夜里零下40多度)。
随后赖局长也跟出去说：“你不坦白交待我就毙了你!”。边说,边在裤兜里掏出用红布包的小手枪，子弹上堂，顶到我的头部，又威胁，说:“你不坦白，我就真毙了你。”我还坚持说:"真不懂得什么是三清团，我也不是特务!"他把枪收回去说:“给你十分钟考虑!”说完他就走了。
看守是我伪满时的同学叫于清水(后来，年我俩在县委会一起工作、还挨着住近邻多年)。看我一个人在雪地上跪着，旁边再没别人。就偷着跟我说:“他们问你啥你就承认啥吧!不承认真得整死你呀!。”
不一会，赖局长又回来了，用手枪顶到我头上问:“你想明白了吗?”我说:“我坦白交待。”他说:"那好!"就叫兵把我带回原来审讯室，把绑我的绳子解了下来，让我穿上衣服，我冻的直哆嗦，都说不出话来了，地下炉子烧着热水，有个战士给我倒了一碗热水放到桌子上，我仍坐在审讯人对面椅子上，混身被冻得麻木了，也不知道疼了，我感觉像做梦一样，也沒觉得害怕。
我坐在那里缓了一阵子，约半个多小时，赖局长态度缓和了一些，他递给我一张纸和一支鉛笔(也许是沾水刚笔，记不清了)。
我就捋杆爬，按他意思瞎写起来。我记得当时是这样写的:我是三清团宣传组长，后来我拉拢岳宝森(我去省府离家走时带着他了,把他安排在泰康工作,后来当了太康县公安局长)、有周自坤，(一中当过书记)、李在封(参他军后失联)。我们三人，宣传八路军和土改政策不好等一些事(那时党没公开不知党名)，写的都是一些空洞抽象的名词，也编不出来具体的事儿例子。写了有半篇纸，交给赖局长，他看了一会儿说:"很好!"(听说他是当普通大兵出身的沒文化,认字不多)。这样的审讯大约持续到下半夜二点钟。才由两个士兵把我押送到原来的小号监獄。我被打的遍体鳞伤，疼痛难忍，实在是太疲劳了!不知不觉睡着了，一直睡到早晨喊口令时才起床。起床后仍然按老规矩在监牢里蹲着。晚间听到审讯别的屋"犯人"有开锁头声时，就吓的心惊肉跳。那年我周岁17，可能是年轻吧，身体好抗折磨。
我在小号监狱里又呆了十天左右，警卫班战士和冯宝才副班长，叫我带着炕上那床破旧的被子转到大号"犯人"多的集体住的监牢里了。（回忆1）
三，“大号”见闻
大号监獄是什么样呢?这监獄也是伪满"当铺"的三间瓦盖大仓庫改造的，紧挨"小号"一墙之隔。把所有窗户都堵死了，屋内黑漆漆的，房顶吊着个豆油灯。顺西墙有舖十多米长的南北方向的顺墙西大炕，靠北面东西方向有五米多长一铺北土炕。
有一扇用大厚木头做的门，门上方开一个一尺半长、一尺宽的小窗，是用做外边持枪站岗的兵，监视屋里的“犯人”一举一动用的。屋里被豆油灯薰的发黑，“犯人”的鼻孔都被熏成黑色。监狱里还有难闻的尿桶味。
监狱的门平时用大锁头锁着。冯宝才副班长把我带进去，我一看，顺炕坐着满满地一屋子“犯人”。他把我安排在南边对门那铺坑上的人缝里。告诉我每天送报纸时念给大伙听。
规矩和"小号"一样:起床和睡觉的时间听战岗的号令，每天二顿小米饭(谷子碜小米)、几片咸冻萝卜菜条。还是原来那样的轻铁皮碗。晚上翻身得报告，经站岗的兵发话才能翻身动弹。不然，看守的兵开锁进来就要拿木材棍往死里打，没一个"犯人"敢犯规的。
"放风"时由警卫班的人用枪押着20多个“犯人”，前后排着队去后院靠大墙根的露天厕所。院内有10个兵排成一排，端着的枪都上着刺刀,枪口对着出来"放风"的“犯人”。房上有兵架着机枪对着下边院子中的犯人，看着杀气腾腾的。
我在牢里认识一个犯人叫李振华，听说他没啥犯罪的事,他是个狱头，他睡炕南头第一位("狱头"是獄里特殊名词)。他叔李荣寰解放后在县政府当秘书，不知啥事要抓他沒抓到，就拿他侄儿李振华当人质押到监獄里来了。他进来时间长，在狱内负责烧炕，倒尿桶等服务的事项。
我还记得和我同住一个监狱的犯人的名字：陈景飞(不认识干啥的)，鲁校长是(外乡小学校)，王成春(是我高小毕业时的校长)，彭万善(同仁校长),在伪满税务局工作的尹局长(过去不认识40左右岁)，袁景春(是翻译，我在小学上学时教过我日语课)，我北面有一个叫李良的，(我念中学当时的老师)。还有吳佐民(小学老师)。再往后面的“犯人”离得远看不太清了。
在“大号”监狱的北炕上，还有一个像我一样挤在人缝里的上班三年级同学李廷英。
外边的岗哨从小窗户里看着屋里的动静，他们在外边冻的也来回走动，有时"犯人"趁他们不注意，也互相交头接耳说句话。"大号"监狱里住的"囚犯"都是穿着衣服睡觉，每人被子、衣服上长滿虱子，到处乱爬。有个姓陈的犯人，也就是40岁左右，带着脚镣，因铁链把两只脚脖子卡的很疼，他就把棉裤撕下来一块，垫在脚脖子卡疼的地方，再加上虱子多嫌咬，每当"放风"时几乎是光着下身裸体出去,也不遮丑了，在我前边走,我每次看了都是偷着笑。
我到"大号"监狱后，每晚听到隔壁我原来住的那个"小号"监里，夜间有女的哭声、骂声。后来才知道是李良老师新结婚的妻子傅桂荣的声音，她是伪满时吉林女子大学校毕业,是林甸县唯一的一个女大学生，原来我在街上碰见过,乌黑短发,白皙皮肤,眉清目秀,身材约1,7米窈窕的美女，后来听说因拒不承认罪状，还大骂公安局长不讲人道等一些话，被带到监狱院里用刺刀挑死。
我班女同学何淑琴可能是承认了罪状，后来被放了出去(是何兴周亲姐，她后来在嫩江地区当人事局知青办主任)。从那以后“小号”那边就再听不到有女的哭声和骂声了。
有一天，我从"大号监獄对门口小窗户看见过白弋，(教育科长，年纪在25岁左右是在关里过来的八路军，是大学毕业生。据说留学过日本,白弋是"教联"洗澡会的领导人)。带着脚镣子从南面花拉拉向北走过去，直奔赖局长审讯那屋，接连走了好几天，我都看见了。就猜侧前边也有监獄。
后来听说赖局长审讯时打他耳光，是因为他骂赖局长。因他是党员领导干部、老八路，有老资格。所以他敢骂赖局长,他是最后期进监獄的。
我到"大号"监狱约十天，我家邻居李耀廷(是烧锅酒厂雇的经理)，大概有60多岁，我叫他李爷爷，穿着大毡窩鞋(羊毛压的毡面,一寸厚大鞋底)他一进来，就把他塞到我旁边的炕上。我小声问他,你因为啥进来?他是河北昌黎人，带着地方口音说:"不知咋妈的?说我是三青团，我也不懂啥是三青团，就把我送公安局里来了。
三天后他被释放了。我告诉李爷爷，让他给我家捎个信，就说在这里很好!他说:"行!"。又隔几天，我13岁的小妹给我送来一泥盔(比盆小)土豆辣椒醬。都称蹲监狱的人是"饿牢、饿牢"，每顿一大瓢饭，这屋的“犯人”每顿饭都把饭吃得精光(纯光盘族)。我和挨着我的老师们，把小妹给我送的土豆辣椒醬，抢着一顿就都吃个精光。
当天晚上又送来个"囚犯"叫侯清廉(是街东乡小学校长很有名望)，关进来第三天夜间喊他去"过堂"(审讯)，下半夜送回来，侯校长审讯完回到监狱时还能说几句话，他挨着我，听他说上刑了、不一会儿,他躺在炕上胡言乱语，听不清楚他说的啥，我们都睡了,到天亮了大伙都听口令起床了，他没动弹，我叫他起床也没吱声，我推他也不动，细一看他身子僵硬死了!我喊门岗报告这个人死了!不一会，警卫班长王景堂带着两个兵进来说:“哪个死了？捞出去埋北边雪堆。”
候清廉的尸首就给拖出去了。我和他是枕头挨着枕头睡觉,感觉他审讯回来时还明白,听候清廉校长说把他带去没说几句话，不招供就打，而且很重，还塞进站木笼了。(木笼是种酷刑工具。用木头做的立体型,仅能塞进一个人的立体柜，上边钉一圈铁钉塞进去不能动弹，被绝后绳绑上不到一小时就可憋得七窍流血而死)。
后来听说，我上班三年级同学王欽林、徐庆珍(吳佐民老师亲小舅子)就是那样憋的七窃流血而死的。挨着我睡觉的那个老头，是伪满税务局长姓尹，学问很深，他说:只有在老残游记书里说过这种刑具。袁景春(后来在一中退休老师)和这个尹老头,天天用破炕席的细糜棍,(编炕席的高梁杆皮细棍)掰开分成几个棍，由里往外面用手摇完撤下算挂，算算何时出狱?用这种迷信方法自我安慰。
坐牢这些人都生死未卜，都盼着能早点出去。而我那时才17岁，思想简单，心里想着要是给枪毙了也挺好，还不知道疼，也不遭罪。要是放出去了还得念书，枪毙我都不怕，所以也就沒啥骇怕了，也没忧愁，只有凭天由命了。
我又想起一件事。大約侯清廉死后有一个星期,(时间在春节前后吧?)晚上，刚命令睡觉。馮宝才副班长打开牢门，把我叫起来，领我到赖局长办公室。没有赖局长,于会云股长坐在里面，好像还有我同学于清水(记忆有点模糊，反正是两个人)在桌上摆盘红闷肉.还有一碗白酒，叫我吃喝。
我是"餓牢"，我心里想，吃口得口!，就一口把一碗酒全喝干了(我在农会学的能喝酒了,半斤酒无所谓)，接着把肉全吃光。于会云股长没威脅我，态度很好的问我：你说的三青团是真是假？我被打怕了，那时咋敢翻案呀！就回答说：是真的!我己争取坦白从宽了，都写到纸上了，局长看了,他都说"很好!"。他一连问我三遍,，我都这样答复的，我态度表示很肯定！他就叫冯班长把我又送回号里。四，拔云见日
人真是万物之灵，虽然关在牢里与外界严密隔绝，多少也能知道一些外边的变化。
大约快过春节了(在监獄里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过了多少天)，感觉到形势有些变化。站岗的兵也不横行霸道地骂人了，监獄长換了个柱双拐杖的荣军，有一天，在外面扒在小窗户上冲着屋里的“犯人”说：每天给你们送开水喝，你们要好好呆着，要守纪律。"
“放风"时院里的兵仍然持枪看着，可是房上架机枪的兵撤了。大约在春节前后，有一天上午，冯宝才副班长来到“大号”监獄，把我带到上次赖局长审讯我的那个屋里。我一看，屋里有个穿一身黑呢子料衣服干部服的人，年纪在30岁左右，长的很英俊，小白脸有1米8的大高个,看样子是个不一般的干部。
他叫我坐在对面的木椅上，他手里拿着烧炉子用的炉勾子，在炉盖上一边轻轻敲打着，一边问我:“你因为什么事被抓到这里来的?”我说:"我是三青团特务组长，反动派!"(我不敢翻案怕被整死)。他说:"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他接着说:"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要实事求是!"我说:"是真的"他说:"你不说真话，我就枪毙你!"他站在地下一边走动着一边说：“我叫个人来你看看认不认识？"
说着，他就喊士兵把那个人叫进来!我一看，一个瘸着腿的人走进了屋(他可能是被抓农会打的吧?)那个干部问我:"你认识他吗?"我说:是我同学朱廷权!"他看看朱廷权说：“你有啥要说的，你说说!”朱廷权指着我说:“有一天出去撒尿，你给我一个小黄本，上面写的是"三青团"。
我听他这么说，就哭着说:"我上哪整小黄本?沒那事呀!"说完这番话，那位干部就叫朱廷权走了。他又和我说:实事求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于是，我就跟他说了实话：“我不懂啥是三青团呀!说真话，我真不是!”他听我这么说也没表态，没说我是三青团，或者不是三青团。就叫冯班长把我送回大号监狱。
那时站岗的管的也松了。我回到"大号监獄"原来住的位置。难友小声问我审的咋样？我说：我说这回不是赖局长审讯的，来了个新干部问的我，叫我实事求是!我说我不懂三青团反动派，他态度没横,也没打我。
回牢房的那天晚间听"小号"那屋有用锤子砸"脚镣子"声。挨着我"坐牢"的老师们说:这些日子管的松了,可能快出头了?又过了两天，冯班长(我没见过他打过人)打开狱门，拿着名单念“犯人”的名字，念到的都是教育界、老师和中学同学名字，叫完名字后，就让大家到上屋开会。
一进屋是挨着赖局长办公室那趟房西屋的干部宿舍。坐满一炕，就连地下条凳人也坐滿了,约有二、三十个人都是县里小学教师和林甸中学学生。我记得有彭万善、吳佐民、王成春、乡小鲁校长等(没有袁景春老师,说他有别的案件我就不知道了)和学生李廷英、任来久(他两是我上班三年级学生,其他人我有的不认识,有的忘了)。后来听说我上班三年级学生(王钦林、徐庆珍学生因拒不招供,大骂赖局长蹲木笼刑具,七窍流血而亡)。
有个省公安处姓陈的首长。(不是审讯我那省公安处侦察科李谦科长)开始讲话：林甸中学和小学“教联"(是全县小学教师组织)，开"洗澡大会"，林甸公安局长赖庆华用刑讯、逼供、乱打乱杀的手段,违反党的除奸政策制造了这起冤、假、错案，但是,你们胡编乱造也有责任。
如任来久，说自己搞破坏向厨房锅里投毒,我一听他讲的全不靠谱。我叫人去药铺买来碎豆菀药,问他你投毒是这样药吗?任来久他肯定的说就是这样的药。我就把药放到口里吃掉，他吓哭了，承认他是怕枪毙,瞎编造的。这位姓陈的首长继续说：这起案件,省政府派我们来，经过彻底地调查了解，己弄清真像，你们都是无辜的!现在宣布放你们回去，有工作的回单位上班，该念书的回去念书，有困难的政府帮助解决………最后宣布散会。
就这样释放了我们。让大家回牢里取自己东西，我骑的白马是农会的没去要，剧本也不要了，拿着我小妹送辣椒酱小泥盔就回家了。
（回忆2）
五，尴尬相见
亿往事，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年去省行政学院学习时，林甸中学很多同学也都去齐市了，有的参加了军区教导队，有的参加省文工团。有一次上街时碰到一起，便相邀结伴去齐市火车站，看看还有无林甸来的同学。
当走到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碰巧遇见赖庆华，他这时在省公安处当伙食管理员(对外宣布判刑，后来整回齐市省公安处干一般生话杂事)，拎一双大头鞋去掌鞋，我们这些学生都还认得他,赖要在路边小摊请我们吃油条，被在省文工团工作的翟振威同学(四中翟玉兰老师亲哥)一脚把他踢到沟里，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滚！谁稀罕吃你的油条啊!说完，我们大家伙就去火车站了。
年春我和民政厅科员徐永胜(是林甸三区土改工作队调来的林甸老乡)，去一个大车店看林甸南下工作团的人。
我一身着装，是省府发的青斜纹干部服。脚上穿着一双黑亮皮高腰套毡袜的靴子(那时叫大翁得)。林甸来的人穿的是粗布烟色的棉袄、棉裤，布棉鞋，看见我进屋，炕上靠墙坐着那人急忙下地很尴尬的笑着和我握握手，我问：你们何时走?他说:听说还得训练几天。他就是当年逮捕我的那个公安局股长叫于会云。
年我在县委机关(科普)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议(记得是贯彻反右倾会议)，我被分派到小乡(那时的制度大乡分成了几个叫小乡)。在监狱打人的那个王景堂是副乡长，见着我躲躲闪闪，他没说太多的话，我向县委第一书记王健华做汇报时也没说他坏话。
后来他退休.建国前班长不算离休干部,是按政策规定，享受建国前老军人退休待遇。我后来去东风乡串亲戚遇见了他，我73岁，他比我大4岁，他己是老态龙钟了。当年整我们的那些人都见着面了，我总觉得是过去的事了，也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虽然是遭受了这么大的牢狱之灾，也算是多认识几个人了，握手言欢了不计前嫌算了。六，同学说事
我在林甸公安局释放回家后的第二天。上街碰见在学校参加“洗澡会”的同学说起学校"打党"情况的事。因我沒在学校里参加会，我是在三合乡(当时五区)工作中直接被抓进公安局的，学校里“打党”的事，我一点不知道。
遛街碰见的同学有沈瑞光、于志超、安秀才和有七、八个一小帮同班同学，他们抢着说:学校"洗澡会"打国民党三青团特务，可吓人了，打乱套了!不承认就往死了打。
后来，来了个青年老师乔毅(我在校没他,不认识)他带头领几个学生打的最狠!被咬有问题的学生住校不许回家，晚间有个女同学叫尹风茹的，跪在一年级空教室，乔毅过去，她大喊乔毅要施暴她，他犯了众怒，史斌(后参军了)领头用书桌盖、和破桌凳一窩蜂把乔毅当场打死了……人们打红眼了）。他们还讲了一些学校情况，瞎编乱咬、互相残暴打的混乱场景。
沈瑞光(我叫他叔,在省文工团当编辑，年回林甸到我家看过我)当时说：后来听说你被抓，有很多人往你身上糊，还有说你是团长……说公安局抓的人都装不下了，通知各农会，各街农会抓各街管的学生和小学教师，在农会坐牢。
农会专打学生的踝关节，许多人都打的瘸了，在家养伤不能出来。赖局长到学校要枪毙朱连昌老师，朱老师吓的就拿点名册念，来交待国民党员、三青一团员特务名单等。说了一些中学时期乱七八糟，啼笑皆非的事情。同学们都许久不见了，又说一些其他话，我就回家了，到家后感到混身冷发烧，病倒炕上10多天。七，革命大学
我虽然被冤枉关进监狱，可共产党却及时派人把我解救出来，最后又送我上革命学校，真是让我终身难忘。
有一天李振铎同学来到我家(他比我大三岁是我上班生伪满就在高小同学)，跟我说:省里刘靖专员来林甸视察工作，了解"打党"后遗症"的处理情况。叫我们去省上学，他问，你去吗?我迫不及待说，去!去!咱们一块去。
我也不去三合乡二十棵树去工作了。第三天我二妹把他男人的大灰厚棉祆送来给我穿上，和李振铎一起去见到年原专员兼林甸中学校长刘靖(因我当过学校学生会干部，他也认识我)。刘靖老校长用手写，给我们开了一封去省行政学院学习的介绍信，又到康子文县长那里每人支取了三元的路费，还有振铎他侄子李德福同学。
我们各家烙几个大饼子，背上个被子，舍不得花钱坐车，步行走到泰康，坐火车到了齐齐齐哈尔省行政学院(群众叫八路军大学)。报到后，就开始在学校食宿。是供给制，管饭还给零花钱。就这样，我高高兴兴地开始了我的革命学校的学生生活。以后离休时，按政策规定这段经历还算工齢哩!
年夏，我在学院学习时，院领导为提高学员的政策水平，请林甸县公安局长黄群同志给学生作报告。让他介绍《林甸中学事件》的详细情况、危害和经验教训。
在正式报告前，他说了这么一段插曲：赖庆华听到省委已认为自己办的案子有问题，要派人来林甸接管，重新甄别审查，打死打伤那么多人，引起民愤，他吓得跑了(想跑回老部队，那时长春还没解放)，结果跑到霍地房子西边路上，被省派的人抓住押回省里。难怪于会云找我喝酒吃肉时就见不到他的影子了，他逃跑可能就是那段时间。
黄局长在报告中明确说：《林甸中学事件》是一起严重的违纪事件，是典型的严刑逼供。赖庆华是在犯罪，大搞严刑逼供，致使教师、学生屈打成招，互相乱咬，搞成扩大化。
打死、打伤许多教师和学生，引起民愤，严重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省委决定，给予了赖庆华撤消职务、开除党籍、判刑二年的严肃处理，对事件的其他有关领导也给了记过处分。
接着黄局长愤慨地说：赖庆华胡作非为，对他严肃处理是他罪有应得，不如此，难以平民愤，当时在林甸宣布对他的处理后，林甸人民民心大快，奔走相告这个事件，由于省委、省政府及时发现，坚决纠正，严肃处理，才挽回了党在群众中因为事件造成的不良影响。
我还清楚的记得，黄局长分析事件造成的危害时，惋惜地说：林甸中学是林甸的最高学府，由于《林中事件》，许多教师学生都各自奔走他乡，有的参军走了，有的不知去向，这给林甸的各项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后来城乡找个小学教员都困难……。
下午，省委书记刘锡伍（党的八大后，任中央纪监委书记)，介绍回忆他在上海大罢工时的革命经历。大家听得很认真，很有兴趣。
第二天，组织我们讨论黄局长的《林中事件》报告。让同学们结合任弼时在陕北代表党中央作的《关于纠正土改中左倾错误》的报告进行讨论。我记得他在报告中有一句话说“资产阶都不乱打乱杀，何况我们最先进的共产人”这句话，我印象很深，因为我搞过土改。这句话有资料可查年春报纸。
这下林甸县可出名了。其他各市、县来学习的同学都来我们教育班，打听《林中事件》的详细情节，可是大家都众口同声的回答，黄局长已讲的很清楚了，我们谁也没跟他们说具体情况。
在省行政学院学习的同学，林甸中学学生有李振铎、沈文生、李德福、何淑琴4人；小学教师仅有赵桂兰(沈阳医学院教授离休)1人；县区级干部李伯侯、县宣传部长白戈，他俩是行政班，再一个是乡干部王少甫、李真，他是财经班，共9名。学习结业，留省府的是李振铎（民政厅、享受副厅级在哈市建工局离休），李德福（在农业厅，年分派到劳动厅处长岗位，夭逝），沈文生（政策研究室），徐政治是提前分配工作，到省水菅处出纳员（他晚年是从省一水利厅厅长职位上离休），何淑琴、赵桂兰分到龙江当教师，其他4名区级干部全都回林甸了。
写完这篇林中事件亲历的回忆录，深感严刑逼供，害人不浅。如官方的百年林甸县史上说:"激进”和"极左"给人民造成重大伤害，促成了巨大冤案,这是一个血的教训。此事件余波，延及到“文化大革命”，个别在外地工作的当时同学夲来己徹底平反，“造反派”又把它翻腾出来，不依不饶的追查、批斗，使一些人当年被冤枉，“文革”被斗死。真是“极左”给人民造成更大伤害。
回忆历史，为了使类似的历史事件不再重演。彻底实践习近平主席“以法治国”的理念，审查案件要重证椐，绝不能搞逼供。严刑逼供，其害无穷。(回忆3)作者：沈文生(.10.10.草)
跋这篇回忆录是我心中（一年）整70年沉淀的回忆，也是应我自家在上海三个孙女的請求，汇总于我的杂文沧桑集续，以备印刷成书，给后人留念。为了写得更好(我不会写文章)，我把素材求两位忘年交小朋友佘佳阳、王晓华整理后，发给张鹰老师，得到他对写作原则"四不"的指导。又转发给我同学张志成(军队离休的师职干部)争取意见。志成同学他知道我视力欠佳，替我作了修改、补充、编辑，付出一定辛劳。特向张鹰老师和张志成老同学以及忘年交小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
编者话：以上五张照片为本文作者沈老的近照，沈老虽已是八十八岁高龄，但依然精神矍铄，而且记忆力超强，被身边的人誉为“活字典。”在文学和史学上仍不断的学习钻研。为家乡林甸在史学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沈老不仅是他那一代人的骄傲，更是下一代人学习的榜样！
作者沈文生老人简介：年12月生，年6月参加革命8月带职林甸中学读书、年7月被派五区土改工队去胜利完小六年班主任教近代史吃住农会"供给制"。年6月行政学院学员。年6月至年初黑龙江省政府任政策調研室研究员副组长。年3月省立林甸中学专职教师任历史、政治课学生班主任教师(我不担一完小一堂课和一完没关系)地址臨时在一完小院内。年省教师行干校(即教育学院)学习8个月毕业。秋调县委机关新成立自然科学普及协会简称(科普)秘书长。年调县中医联合诊所(院)长。年下放四合乡大队大夫3月后抽调县民兵团专职医生。修大庆油田83管线、修大引嫩工程、兴安嶺采代大队。年末任嫩江地区卫校校长。并当选县政协最后二屈常委兼历史委员会主任委员。年离休投奔子女定居大庆。注：此文为沈文生老人所作，悠悠云代为编辑，特此声明。
赞赏
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