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是唯一一个认为自己“文明独立起源”的国家，好几个落后国家都与中国一样，强调自己的文明是独立的，比如一些东南亚国家。发达国家没有，他们不介意历史如何，他们介意当今如何。甚至象英国这样的国家，每年在固定的纪念日里还故意在一些古代战场演出当时被法国侵入的历史剧，既是一种对历史的纪念，同时也是一种吸引游客的好玩举动，他们根本不把历史与祖先什么的话题牵在一起。要知道法国与英国的关系就如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而且很多战例英国是战败国，但英国人照常按照历史事实去演。这说明，这个国家现在很放松，心态很开放。中国人就放不开，看看我们的奥运会就明白了，浓墨重彩自己的历史，那个厚重啊，那个沉重啊。你看人家英国，拉一辆公共汽车，踢一脚足球，就完了，花钱很少也让你觉得很好。这才是一个真正大国的风度，地理小，但胸怀大，气派大，每件事情上都让人觉得举重若轻。中国相反，举重若重，放不开；历史研究也是如此，非常紧张，紧张得几乎发抖，放不开，还不让人随便发表意见，把历史当作祖宗看，非常落后，不是大国胸怀，当然也不科学。
中国文明不是独立起源，全世界都知道，就中国人自己捂着。最新出版的《新全球史》，美国人写的，世界上所大学都采用了这个教材，也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接受这套理论，只有中国人自己不承认。它其中谈到中国的文明起源，就是“西来说”。它这样说：“技术有助于解释商朝的兴起和昌盛，青铜器冶炼可能也使商朝的统治者取代了夏朝。青铜冶炼技术从西南亚传来，随之传来的还有马、马拉战车和其它带轮的运载工具。这些技术是随着早期印欧民族的迁徙传到中国的，同时也传到了印度，其中一些技术早在公元前年就传到了塔里木盆地。早期中国的战车和伊朗高原发现的印欧人的战车模型很相像，古代中国用来表示车轮、车辐、车轴和战车的词汇都从印欧语词根派生而来。”这就是西方国家现在公认的一种理论。这就是“西来说”言论，这就是“中国文明起源西方的学说”。
我认为，从“传播学”或“文明趋势发展格局”而言，在西亚以东地区，文明趋势一直是向东、向东、再向东，这样一个传播规律，通过印度、中国也向中国以东的地区传播，比如从中国向朝鲜半岛、日本半岛传播。在西亚以西地区，则是向西、向西、再向西。
世界文明早期的发展主要是在旧大陆展开的，美洲没有参与，而且主要集中在欧亚非连接处。中国文明是一种传播发展的文明，是向东发展中的其中一块，印度、中国、日本这样过来的一块。由于地缘关系，向东传播不便，文明的核心，从西亚，在大约年前“轴心时代”开始，文明核心离开西亚附近地区，开始转向西方，向欧洲方向蔓延发展，整个世界文明的大势开始向西（或许可以把希波战争看作一个转折点）。这主要与全球气候开始变干，欧洲开始适宜大规模农业化生存，而西亚开始大规模沙漠化，文明核心点一个个在畏缩和衰败，与这些因素有关。在向西的过程中，经历了希腊文明，罗马扩展，基督教化，然后接着是文艺复兴、哥伦布发现开拓美洲，全球海洋扩展，商业金融经济模式的建立，启蒙运动等等，这些文明化运动可谓此起彼伏，蓬勃发展。总之在思想、政治与经济方面，西方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文明阶顺利递进，一发而不可收。文明核心从西亚和古埃及等地逐渐地转移到了地中海北岸的希腊，再到其临国的意大利，然后有了罗马帝国，经过基督教文明后从意大利再到法国，英国，一路向西，一棒接一棒，最后到美国。就是向西、向西，再向西。
文明的发展有其偶然性，但也有其必然性，有一定的规律，可以探讨。人类文明核心向西的发展过程决非偶然，而且文明的发展过程有其特殊的规律和趋势，不是那么轻易掉头，说哪里发达了就领导全世界文明潮流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中国人都知道，许多事物的发展讲“势”，形势的“势”。“势”不到什么都不行，“势”到了什么都好说。那么西方为什么在近两千年一路发展，就是得到了一种文明之“势”。这种“势”有的是偶然得到的，有的是必然的。因素：地理，是必然的，希腊文明和基督教可能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在西方逐渐发展文明的过程之中，文明核心距离东方世界愈行愈远，完全被甩了，最后发展到东方直接受西方奴役，印度和中国都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都不行了。西亚、中亚、古埃及早都也不行了，中国俗话叫“败了”。有一句俗话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概用到文明大势的来去与兴衰是很恰当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是东方落后世界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也不是中国这一个国家落后，也不是中国人不行，这里面就存在着许多可研究的历史空间。大势向西，谁也挡不住，东方落后想说谁的责任也是不靠谱的。有人就说，日本为何可以先进，一个是船小好掉头，一个是它自觉地从“明治维新”前后开始明确提出，要全面学习西方，提出“脱亚论”，又加上临水这么一个方便的交通条件，临水就意味着是交通便利，“亚洲四小龙”都是临水的，因为海运成为近现代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在中国也一样，只要临水就发达，为什么？就是占了交流方便的先机。现在海运占据了几乎一半的交通量。但中国整体是个典型的内陆型国家，这次我们海军出征大家更能体会到只国海上力量的薄弱，并且是中国整体文化特征的一个标志，所以中国要走的路还有许多要调整。
文明这个东西是有生命的一个肌体，它有自己的性格与道路，不是随便你让它掉头他就能掉头的。文明也是逐渐成长的，它是需要条件才能成长的，尤其这么大面积的一个板块的文明启动或衰落，都不是几个人主观能动的结果。中国不是日本，但中国可以学习日本。所以在看到今天中国很有希望的时候，也不要过分指望中国这里可以一夜之间就变成发达国家，超越西方国家，短期内就更没希望，那需要整个文明调头，决非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整个东方世界，比如印度、俄罗斯都发达了，才能造成一种东方文明之势，否则，最多只能持平。当然，中国想在短期之内大力开放形成一个小高潮也并非没有可能，中国还是有自己的先天优越条件的。并且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发展成为接近西方国家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内地西部地区没有特殊的条件的话，在未来会进一步加大与西方的距离，这都是“文明趋向研究”中可以看到的。
有人会说，中国也曾经“富过的”，但我认为，包括中国的汉、唐，都被“爱国史观”给夸大了。其实中国地区就是大而已；大，当然就有力量，皇室的奢靡集中了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力量，其实就是少数人的腐败级别高点，但这被许多中国人看作是一种“先进”，这根本就是一种错误。它对人类文明进程没有贡献。你说汉唐提出了什么新的社会观点？发展了那种适用于全人类的科学？建立了新的商业模式？都没有。从严格的“文明”标准而言中国一直没有给世界文明做出过什么明显的可以共享的贡献。你说唐诗宋词很美妙，我也承认，可是它对一个非汉语国家，它们又有什么价值呢？即便人家莎士比亚戏剧你现在哪个国家都可以欣赏，但你的唐诗宋词西方人都很欣赏吗？能欣赏吗？不承认落后不行，承认落后才是进步的起点。即便是咱们近几十年实践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那也都是西方人搞出来的，我们现在只是拿了人家西方人的理论在试行而已。这几千年中国几乎一无所有，从大的方面。不过，这不是中国人笨，不是人种问题，而是有些天然的条件限制了中国。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寻找这些条件，进而克服这些条件，但是这首先需要承受历史真相的勇气，需要清醒地认识自己、批评自己，而不是文过饰非，自我美化，自我逃避，给自己找台阶下。
研究中国文明源头，我还有一个体会是，从文化性格而言，远东这个地区似乎天生就是很保守的，从一些新石器时期开始的文物造型上就能看出来。中国地区的物品笨重、刻板，与地中海北岸地区相比，也就是与欧洲老祖宗相比，差异非常大，那边一直是非常妖娆浪漫的，比如杯子，他们的把手可以双把儿的，并且把儿高超过杯沿，我们这里从来不越规矩，把儿从来就在沿之下，假如在之上凤毛麟角。可以说从几千年前开始，中国这一块似乎就奠定了今天的保守与滞重，一脉相承。那么认识这些有什么价值，认识之后可以能动地打破这些，假如连认识的层面都没有达到，那就是拉车不看路了。这些基本的认识工作，可以说就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但前提依然必须是，要让历史学家们说真话，而不是说假话。
“西来说”中国人就不爱听，认为自己不光荣了，认为是承受者，就不伟大了，不让说。“文明独立起源说”有什么好处？很简单，光荣。我们国家历史短，但是我们很独立啊，很独特，所以我们还是很光荣。这还是个自信心问题。对自己的历史不自信，觉得短，所以还老喜欢在外人面前显摆历史的独特性，比如奥运会，全是历史题材，但其实你又不是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自己看着过瘾，别人怎么评论我们也不知道。属于眼界不行，还是“小农意识”。
落后国家首先是科学的落后，科学落后的原因之一，在人文学科领域的表现，就是不以事实为根据，也不敢面对现实，喜欢弄虚作假，通过假象来鼓舞自己。其实，说白了，落后就是愚昧。愚昧就不可能讲科学，只能讲讲面子。东方国家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把历史学给弄的更糟。远东国家都是宗法社会，把家族和祖宗特别当回事儿，历史学就是族谱的延伸，同时，把祖宗和国家历史挂钩，最后就是祖宗等于历史。那这样的历史其实是没法研究的，因为祖宗是不能随便动的，祖宗只能是光荣的，只能贴金。所以，在这些国家，历史科学被祖宗绑架了，历史学成为一种简单原始的祖宗崇拜。这就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侧面，一个悲剧。历史学就不是纯粹的科学，是牌位学。科学还是有一点，足够装门面，但主体还是供牌位，恭恭敬敬的，不能随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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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是有很大成绩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历史学界基本上是个例外。尤其是史前史这块，就等于祖宗，因为一提就是三皇五帝，谁也不敢动，甚至会牵涉到一些更为敏感的东西，比如孔子为什么1米9多，老子为什么是白头发？孙权为什么是红发紫髯？这些问题说实在话，一般中国老百姓的心理素质确实没有达到可以坦然接受的地步。历史学也乐意保持，并且有条件保持不动，因为很冷僻，因为很少人喜欢谈论新石器时代的东西，个中原因很复杂，但也不奇怪。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面对着一群雅利安人种的面孔，却不敢对三星堆下结论说他们是外来的，很荒谬，睁着眼睛说瞎话。
“西来说”作为一个学说它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我们现在也可以看一下，从“西来说”起起落落中也可以看到中国近现代人文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脉络。
“西来说”就是“传播学”，就是讲文明从西亚等西部地区传播到中国这么一个学术课题。这个课题的起源确是西方人提出来的，是大约年前一位叫安特生的瑞典人根据中国西北地区的彩陶（仰韶文化），河南、陕西、甘肃、青海这些集中地的彩陶，与中亚土库曼斯坦地区以及西亚的一些彩陶类似性做出的判断。考古学中有所谓“类型学”，就是不同地区接近的物品类型都可以判定为是一种相互学习交流的结果，是同源关系。彩陶就是这样。
最初中国人并没有狭隘的民族意识，上个世纪中国的民族意识是逐渐加强的趋势。所以在袁世凯当政时期，连国歌里都唱的是中国文明西来的意思，“华胄以来昆仑巅”，就是从西方而来的意思。中国人当时实际上是接受“西来说”的，觉得无所谓。西方人当时在中国一直占据着考古学的主流位置，因为考古学是西方人建立的，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中国当时还没有考古学，所以就全听西方人的。许多中国早期的考古学成就实际上都是在西方人的主持下完成的，但后来就不提这些西方人了，只提其中的中国人的名字，比如“北京人”的发现等，其实都是西方人主导的考古项目工程。
到了上世纪下半叶，“帝国主义”专家全被赶走了，中国历史就成了中国人想说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科学精神，没有了，有“亩产万斤”的勇敢精神，有“自力更生”的勇气；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意识形态当时全部是反西的，所以人们“谈西色变”，最后连历史学中的“西来说”也没有幸免于难。“西来说”其实作为一种假说并不是所有学者都反对或都赞同，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到了上世纪下半叶，就不是正常的学术批判了，并且也不是一下子就被批倒了，但还是有一个过程，到“文革”期间批判“西来说”就达到一个顶峰，也就在这时被彻底反掉了，还被盖棺定论了。这中间还有一些具体的学术原因的，也不是简单的政治行为，因为毕竟这还是一件学术的事情。“西来说”的彻底倒台与70年代大规模的殷墟发掘有点关系。现在讲几句这个事情。
中国人一般口头上喜欢说“上下5千年文明”，这样比较文学性表达是没有问题的，就好象我们谈论全球人类文明有万年的历史一样，其实从新石器时期开始就可以算起，无所谓，不那么严格，或者说是对农业起源的一种认定。但是这个“文明”假如放到严肃的学术领域里，是有明确界限的，在考古学与人类学中都对“文明”的界定，到什么时候、什么程度可以叫“文明”，是有标准的。并且有好几套标准，其中一套标准是以产生文字、国家、金属冶炼等这些为基准的。没有这些就不叫“文明”时期。对于中国严格意义上的文明时期，大家是有很大分歧的，中国与外边的科学家有分歧，中国内部的科学家也有分歧。这很正常。
多数爱国的学者认为中国文明没有5千年也起码应该有4千年，也就是从“三代”开始算起。三代，就是夏、商、周，夏从公元前年起算。可是西方人不同意中国历史学界的这一看法，认为“中国文明史”严格地讲应该从西周的公元前年“共和”开始算起，因为在那之前中国没有信史，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中国地区有合乎标准的“文明”。
但是由于上世纪殷墟的大规模发掘，甲骨文的研究也推前了一大步，金属冶炼也从殷许文物出土中得到证实，一个大规模的王室得到证实。所以中国“文明”的时间就提前到了殷许的时间，大约年前。这是正确的合理的改动，尊重事实。国际上确实也很快承认了殷许的时间性，不再坚持认为是西周时期。现在国际上一般认为中国的文明就是大约年的历史，就是取的殷许的时间。但是，由于殷许的这一发现，推翻了西方人一直坚持的中国文明是从2年前开始的这一结论，所以在当时的背景之下，中国人觉得从气势上很狠打击了“帝国主义”学说，中国学界干脆就认为他们西方人什么都是错的，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把基本上与此无关的“西来说”也给顺便清算了，“西来说”就这样在中国一命呜呼。这中间没有什么逻辑可言，因为文明起源与文明的时间长短之间不是直接的对应关系。从年前，推到年，但这没有改变彩陶文化的起源。严格意义上的文明，西方的西亚依然是从大约5千年前，依然是在殷许之前的，和殷许没有构成一个并列关系。殷许的发现没有改变“西来说”的证据链，但也糊里糊涂都给打垮了。这些都是发生在不正常的年代的怪事，但却受到一般中国人的欢迎，所以这个让中国人高兴的结论却一直维持到今天。大家也看到了这个事实，是中国民众更愿意维持这个现状，历史学界也很乐得不动。
事实上，殷许的青铜和马车等技术，反而是一看都是西方的痕迹，正是殷许出土的文物本身更能证明了“西来说”，那里的一些雕像也说明了人种不是单一的，应该有明显的外来痕迹。但是，这一页就那么已经翻过去了，想再反过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同时，老的“西来说”也是很粗糙的，作为一种假说，它只提出了粗陋的方向，更细致的具体的传播只是有一些设想，并且有的在细节上现在看也是错误的，所以，这都给重新提出“西来说”带来了困难。再提出“西来说”，必须是新的“西来说”，这需要许多工作去做，但假如体制内的专业人士不做，别人做起来是很困难的，因为具体的证据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方向是对的，细节不一定是对的。这就牵涉到史前史的研究特点了。
研究特性：史前史，也就是研究有详细历史记载之前的历史学，西来说或者独立起源说，都属于史前史，它是一门特殊的学问或学术，因为没有任何文字的记载，仅只靠一些不完全的遗留物品的推测，那么这个推测实际上都是建立在有限物证的基础之上，都不会很牢靠，所以史前史结论经常会面临着随时大面积被推翻、被改写。比如西方人曾经说中国历史只有年，就被无意中发掘出的殷许给推翻了。也就是，地下文物决定了史前史的命运，而不是人可以绝对主导的。而地下的许多文物都是无意中被发现的，不是有计划，那么比较薄弱的证据链就会很容易被打破。实际上对于史前史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与观点，是非常正常的，几个流派并生共存都是合理的现象。史前史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假设或假说，随时随地的会发生变化，会被推翻。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话题呢，实际上西方人几百年前就已经注意到了，到年前安特生这个时代其实是比较学术化的一个总结。那么中国自己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或者考古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也是正常的，但是刻意地压制不同学术声音却是不正常的。
我认为“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说”，是错误的，“西来说”的方向才是正确的，但究竟是怎么西来，是个尚有待探讨的问题。
文明从中东向欧洲和东亚同步发展。比如大约-年前以色列人居住在古埃及，而腓尼基人也发源于埃及（从神话），古埃及人与今天的埃及人不一回事，今天的是阿拉伯人。不过阿拉伯人与以上的几个民族也有同源关系。
三星堆文明之迷无非是起源不清，但是从青铜器入手，从那些面具入手问题就简单了。其实大家注意的三星堆就那几个面具，而非别的。中国的青铜成批量地出现一般多在商朝，也就是大约年前这个时期开始了中国的青铜文明。中东的青铜器出现的时间大约已经有多年的历史，大规模传播到中国经过了1千多年的时间，符合总体新石器中期的文明传播规律，1-2千年从西到东传播到东亚。尤其黄河流域的马匹与马车中国学界已经认定为西（北）方传来，与之基本同期出现的青铜似乎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更何况中国一直没有找到青铜冶炼的研制过程，直接出现在中国的就是极高水平的青铜文明，比如焊接比如铸造工艺等。不过其实也高不到那里去，三星堆的许多铜器上金属比例不匀，偏差到有些人根本不相信实验室里出现的结果；另外一件奇怪的事情是，三星堆青铜器里的发射性成因铅方面显示，该地与江西新干大洋州的青铜器金属含量接近，而且类似铅在中国地区再无出现过。而该种含量的原料只有朝鲜半岛南部与西边的某些地区有产，中国地区似无发现。中国地域内的分布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同样，并且可以说他们都围绕水系分布，仅说长江，从上游到下游，有几处非常著名的商中晚期分布，他们主要有三星堆、长沙宁乡、黄陂盘龙、江西新干。从青铜标志上看，与其说各地有交流和联系，毋宁说他们之间有鲜明的各自特色，实际上我想说他们很可能相对独立。这些不同的青铜文明点与黄河的商朝到底是什么关系，现在不好论断，不过确实整体文明商文明要高一些，因为他们有文字有马车，而南方的这些都没有发现，或暂时无发现。但确实也可以说三星堆的青铜文化高人一筹，就其高大、就其工艺等，在整个东亚都是一绝。中国整体可以大约分为两个部分：南北。中国南方（长江）接受的水上文明，他们主要来自中东的南方，黄河的则同时接受了中东北方的文明。中国的沿海古文明多与南方挂钩。这样一来，事实就相对清楚了，长江文明有埃及特色，这些人肯定善水，当然他们也爬山，因为他不太相信他们是绕过中南半岛来到中国的，大多数的人很可能从印度半岛越过高山大海来到中国西南，如贵州、云南以及四川盆地。看看三星堆所处的位置就明白了，这里是一个“南方典范”。其实，后来的楚文化中埃及色彩已经非常鲜明，如马王堆，如楚文化中的玻璃质何露斯之眼等。奥地利考古学家在21王朝的古埃及木乃伊中发现的蜀锦确切地证明了在年前的西周四川与古埃及就发生了商业或政治联系，与之时间接近的晚商我想结果如何是可以想象的。
我认为，甲骨文是一种借鉴了全球当时各种文明地区的文字的一种合成，但主要与“印度河”流域的联系可能比较大一些，但也并不全是印度河的借鉴。世界公认最初文字的起源都与商业贸易有关，要记录商品和贸易合同。中国第一个出现文字的王朝就叫“商朝”，并且就在这个商朝出现了文字，两者之间决非偶然。当时最大宗的国际商品贸易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丝绸与青铜器。在大约年前左右，几乎同时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出现了几个大规模的青铜制造点，真叫雨后春笋，他们不约而同地在中国地区出现：一个是殷许，就是商朝出甲骨文的地方，一个是江西新干县的大洋州，一个是湖南长沙旁边的的宁乡，还有一个就是三星堆。他们同时出现不是偶然的，是一个潮流，是一种时尚，是一个文明在远东地区的的突然传播。不可能是各个地区独立起源，青铜制造是一种技术，不是一种天然的矿物，需要有比例，选矿、冶炼、造型等等，一系列很复杂很专业的技术。所以，是有几批同时在西方文明核心地区掌握了这一技术的人进入到中国地区，另外，他们在大约年前同时进入到中国说明当时可能出现了某种先进的交通工具，比如船舶。有一大批人，他们以搜寻青铜矿料为目的的国际商人，进入到中国领域。以上的几个具有青铜技术的文化遗址都有明显的外来嫌疑。
通过研究文字符号，进行比较，我发现无论是三星堆还是江西的大洋州，甚至殷许甲骨文，都有非常浓重的印度河意味，但并不全是印度的东西。他们之间还是有一些分别。大家不要简单认为，这些文物和这些人都直接来自印度，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这主要牵涉到当时全球青铜贸易的特点，以及印度河文明的商业运转特点。另外，印度河今天也不属于印度这个国家，而是属于巴基斯坦。
印度河流域在当时实际上是一连串的商业点，它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实际上也多是传播作用，它联系着当时全世界的水上贸易线，比如波斯湾、红海、地中海等。所以只能说，这些中国的青铜点与印度附近的商业点转送有关，沾染了印度河的特色，但具体还携带了其他哪些文明核心点的特色，还有待继续研究，比如有没有西亚的、古埃及的等等，这还需要研究。
当时全球的青铜贸易实际上相当于今天的石油贸易一样，是经济命脉，对许多文明点对它不可或缺，并且与红海咽喉地方也很有关系。大家知道今天的索马里海盗很厉害，当时红海咽喉地区也出现了大的帝国，很可能就是因为青铜贸易必须走水路的原因。青铜很重，运输不方便，当时青铜贸易多数就是走水路的，和今天石油一样。所以，这给三星堆人的来路就圈定了一个水路范围，他们从南方、从水路进入中国的可能性大一些。那些中国的青铜点不在长江就在黄河，距离主干道都不远。而且黄河这边也是在中下游，而非上游，都指明了水路。理解三星堆从这些方面就比较容易了。
中国地区就青铜文明而言，也与全球同步，或者说又是整体稍晚于西亚等发达地区，很明显中国青铜文明属于外来。另外，三星堆遗址中的人们明显为雅利安人种。今天四川一带的大山里也居住着许多具有明显雅利安人种的人。这些都说明，三星堆文明就是外来者，而同期的其他几个青铜点，比如江西的、湖南的以及河南的，仅只是没有提供人像而已，其实他们的人种应该上比较一致的，有很重的外来特点。从文字上我认为三星堆有些印度河的痕迹，但从文化上，从那些青铜物品的崇拜精神上，三星堆却有一些古埃及的色彩，2个月前刚出版的《谈天说地》这本书部分讲了我这些观点，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有关人种问题，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给了我们证据，他们是白人为主的。我们现在长什么样子，不能反映我们远古祖先的样子，就象回民，他的其中一位祖先是西亚人，但是经过在中国的反复融合杂交，你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祖先过去的印迹。所以，不要轻易地认为你祖先中没有其他人种，同化很容易，需要的只是时间。比如李小龙的外祖母是德国人，到他这一代假如不说一般人也不知道他有外来血统
现在大家都承认DNA的研究结果，我们来自非洲。但是真正让我们接受，我们显赫的祖先中有人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许多人是难以接受的。比如黄帝，颛顼，假如你说他们是白人，你情感上是不能接受的，这就是个问题。实际上旧大陆地区的人种在远古时期是杂驳状态，什么人都有，商朝的雕像中就反映了这一点，三星堆就更明显。中国人接受达尔文理论，也就是“我们是从猴子变来的”，这还容易一些，但假如让我们接受我们的祖先中有一些比猴子更好看的人，比如说是白人，那却并不太容易。这是为什么？大家可以回家去想一想是哪里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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