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12·22之前上海地区的上山下乡（一）
最近在一份有正式刊号的杂志上，看到一位年轻学者发表了一篇专题论述，对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运动中上海地区的“学习慰问团”的产生、演变及终结做了详细的介绍，这在上山下乡历史研究中是难得一见的内容，值得一读。我等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当年与“学习慰问团”多有接触，但是对它的来龙去脉不甚了了，如今能够对此有所知晓，十分感谢后生可畏的“新生代”历史研究者的辛勤工作。
面对这样一篇学术论文，我又不能不就其中涉及的12·22之前上海地区上山下乡的情况，做些漫谈，指出文中的讹误，否则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同时也把近年来自己收集的一些资料和收获的若干一得之见，整理出来，供专家学者参考。
作者在文章一开头就有这样的说法：年6月11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市革委会”）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以下简称“市乡办”），办理以中学毕业生为主体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外地、市郊农村、农场务农事宜，开始大规模动员知青上山下乡。
这条信息来自《上海通志》（上海通志编撰委员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对此说法，我觉得并不严谨，有悖于历史的真实情况。因为按照这个说法，上海在年6月就开始大规模动员上山下乡，其标志之一就是市政府（市革委会）成立了上山下乡办公室（市乡办）。看上去言之凿凿，不容置疑，实际上其中的基本事实值得深入查考——年6月份成立的那个机构最初并不叫市乡办。虽然我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有不少旁证可以支持我的这一观点。
上海在年5、6月间开始六六届中学生的毕业分配，各个基层学校革委会都有毕工组（全称可能是毕业生工作组或类似的名称），相应地有上级机构——区革委会毕工组，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有据为证。这就是不少当年的知青保存着当年的上山下乡通知书，特别是其中有12·22之前的通知书，落款中都没有乡办之类的称谓。
在《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金大陆、林升宝，上海书店出版社，.15.）有这样的资料——
这份资料是年8月3日（也就是市革委会那个机构成立近两个月以后）由“静安区毕业生工作组”签发的“批准通知书”。显而易见的是，当时区级革委会属下机构中没有乡办这样的名称，签发上山下乡批准通知书的是区毕工组（毕业生工作组）。
上述“通知书”出现在12·22之前的一起自发赴赣插队的行动中（下文还会专门说一说那次自发行动）。当年的参加者还保存了另一份资料——
上述资料的保存者虽然是同一批自发赴赣插队的中学生，但因为下乡前属于川沙县，所以“录取通知”是由“川沙县革命委员会毕业生工作委员会”签发的。与前述静安区的“通知书”迥然相异，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即，签发者也不叫乡办。由此可见，同一件事、同一时间、同为区县级的机构，发出的“通知”并不一致。
稍后的年11月，亦即12·22之前一个多月，我“自愿报名”参加全市首批千人跨省插队，收到的是统一印制、分区签发的“通知书”，落款是××区革命委员会毕工组，同样没有乡办这样的字眼。
上述两个时间点上的三份“通知”，显示出12·22之前的上海地区在上山下乡的具体操作方面至少还是处于起步、摸索、磨合阶段，所以，我据此认为彼时的上海尚未真正出现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动员，至少是还没有大规模动员跨省插队，而这才是年上山下乡初始之时的重中之重。详见下文。
在引用了《上海通志》的有关说法后，作者又引用了两处区志/大事记中的说法：
年1月11日，徐汇区“革委会”成立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办公室，负责全区的知青工作。年3月，普陀区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办公室成立。上海各级知青办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各自管辖区域内青年到农村，完成交接后，知青事宜就转由上海知青分配地区的“知青办”负责。（来源分别是：沈东昌，《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徐汇区历史大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市普陀区志编纂委员会编，《普陀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36.）
这样的引用，问题不在于对当年上海全市的十个区十个县仅仅列举了其中的两个区，而是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某些区志/大事记中突出了区知青办的成立时间，使读者误以为在区知青办成立以后才有区一级的上山下乡工作，而徐汇、普陀等区更是在年亦即12·22之后才“成立”区知青办，这就在有意无意之中歪曲了历史。事实上，当年从六六届中学生开始毕业分配起，各区就有区革委会毕工组，其工作就包含了上山下乡的宣传、发动、组织等内容，只是在12?22以后区毕工组才陆续改名，在机构名称中才逐步出现了下乡上山等字眼。当然，在名称上“紧跟形势”的同时，也会以原有毕工组为基础，在人员配备、机构职能等方面采取必要的调整与加强，但其实质还是毕工组的延续，所以不能只以更名后的乡办说事。总之，在乡办之“名”出现之前就有上山下乡之“实”了，至于是不是“大规模”“高潮”则属于量级上的差异。
作者在上述引用之后说，“上海各级知青办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各自管辖区域内青年到农村，完成交接后，知青事宜就转由上海知青分配地区的知青办负责”。对此，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上海地区在年6月没有出现乡办、知青办这样的名称，而且各省诸多“知青接收地”的管理部门中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乡办、知青办一类的称谓。我在年4月到插队所在地的新干县城办事、就医，需要在县城过夜，按规定到县革委会联系住宿事宜，第一次知道了我等插队知青由“安置办”管理。此事在我的知青日记中有记录，数十年来在我记忆中始终难以忘怀。因为在此之前我等只知道新安江水电站等水利工程中有安置移民这样的说法，新干县也确实接受过来自浙江的移民，从未想到自己也会走进写着“安置办”名称的办公室，不禁愕然：“我们是被安置的移民？与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无关！？”……当年的这种现象至少说明存在这样的事实：到年4月还没有把“文革”之前就有的“安置办”招牌换成新的名称，这就反映出当年尽管高层对上山下乡强化了其中的政治含义，但是更多的地方还是把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按照先前的移民来安置。后来，江西把下乡知青与下放干部放在一起管理的，统称为“五七大军”，县和公社都有“五七办公室”，不记得是哪一年更名为乡办/知青办。
总而言之，各地城乡绝不是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地在年就成立乡办这类机构的，乡办、知青办这样的名称也不是一成不变地贯穿于整个上山下乡运动时期中。
作者随后又引用了两处新编地方志的表述：
年6月11日，上海市革委会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办理以中学毕业生为主体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外地、市郊农村、农场务农事宜。6月15日，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做好中学毕业生下乡上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动员工作的通知》。各区、县和街道镇也先后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和知青工作组，各中学成立毕业生分配工作组，开始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别来自金光耀、金大陆．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冯小明．中共上海历史实录，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述引用进一步涉及到街道镇层面上，似乎在这个层面上也是在年6月就开始有了乡办。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探究。我在年9月病退回沪后，在街道里弄“义务劳动”了两年多，其中有相当多的时间在街道乡办，留下了这样的记忆：街道乡办并不是与区乡办同时建立的上下对口的机构，而是在“一片红”政策出台后出现的。当时各个中学都留下不少不肯下乡、滞留在家的毕业生，六八届、六九届接踵而至，这样的毕业生有增无减，成为各校毕业分配工作的大包袱（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持续发展，这类学生始终无法根除，慢慢形成了专有名词“历届余留生”，简称“余留生”或“历届生”），以至于影响后继工作的正常运作，加上普通教育系统中已经形成了中小学与地区街道挂钩办学的“新模式”（年12月人民日报发起“农村中小学如何办”的讨论，尔后衍生出“城市中小学如何办”，最后把城市中小学下放到地区街道），于是就有了把“历届余留生”从学校转到街道里弄“继续动员”的做法，街道乡办也就应运而生。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尚未见到完整的文字资料来描述街道乡办的沿革过程，但也还是有一些“碎片”的。
我有两份由江西新干县档案局提供的扫描件，其中一份是年5月由上海卢湾区吉安街道发出的便函，落款是“街道下乡上山指挥部”；另一份是同一时期由上海卢湾区乡办发出的函件，区乡办的大印是“下乡上山办公室”。这就显现了街道革委会中这个负责“继续动员”的机构也不是从一开始就称为乡办的，它也有变化过程；也佐证了区革委会的组成机构中乡办、知青办这样的名称同样有一个“流变过程”，绝非年6月就一锤定音、一成不变。
以上的“喋喋不休”，看上去是拘泥在机构名称上，“小题大做”，其实不尽然也。
纵观文章的开头部分，不足一千字的三小段，引用了5条依据，都是来自新编地方志/大事记一类的二手资料，这就存在一种“隐患”。因为它们不仅对原始史料进行了人为加工，难免出现囿于主观原因的偏离客观历史的差错；而且限于该类资料的体例和篇幅，不得不施行大幅度的“浓缩”，省略了许多“细枝末节”。正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中往往会“躲藏”着一些不可小觑的关键细节。
还是以名称为例。梳理一下近年来我目力所及的实物、资料，发现其中有一个从“毕工组”到“乡办”再到“知青办”的“名称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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