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历史的归属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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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镇地属庐陵。庐陵，今江西吉安市的古称，位于江西省中部。是古代著名的“江南望郡”和“文章节义之邦”。吉安文化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悠久的“庐陵文化”。早在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披荆斩棘，生息繁衍。吉安市河东案山古文化遗址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而后有的吉州窑更是见证了永和镇的历史辉煌。
一、永和镇的大致归属
历史上，永和镇地属在历朝变化不大。秦于公元前年置庐陵县，属九江郡，西汉属豫章郡，东汉末设庐陵郡庐陵郡，隋开皇十年（年），改庐陵郡为吉州，新建州城于今市区赵公塘一带，境内属庐陵县，为吉州首府。唐永淳元年（年），废赵公塘（堂）旧城，新建州城于今市区北门街道辖区内，并将庐陵县治从石阳古城迁入。天宝元年（年），改吉州为庐陵郡。乾元元年（年），复改庐陵为吉州。宋太宗淳化三年（年）改为吉州军。元至元十四年（年）废吉州军改称吉州路。元元贞元年（年），改吉州路为吉安路。明洪武元年（年），改吉安路为吉安府。庐陵县为历代州、路、府治所。元为吉安路，寓“吉泰平安”之意。明初改吉安府，辖9县。清乾隆八年增置莲花厅，领9县1厅。年废吉安府为吉安县，属于庐陵道（治宜春）。年，废庐陵道，吉安县直属江西省。年，置第九地政区公署于吉安。年，改第九行政区为第三行政区。
新中国成立后，设立地区行政专员公署。年5月，改吉安专区为井冈山地区，井冈山管理局改称“井冈山革命委员会”并划归井冈山地区管辖；年，井冈山地区改名为吉安地区；年10月，设立井冈山县，隶属吉安行署；年12月，建立井冈山市。
年11月，吉安县治所从吉安市区徙新县城敦厚镇。吉安地区年撤地设市，辖吉州区、青原区、吉安县、吉水、峡江、新干、永丰、泰和、遂川、万安、安福、永新、井冈山市，总人口为万。吉州区为市委、市政府所在地，也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和商贸中心。吉安市素有“江南望郡”、“文章节义之邦”、“金庐陵”之称，培育了享誉中华、光耀千秋的庐陵文化。
二、永和镇的历史沿革
永和古为扬州南境。春秋、战国先后属吴、越、楚，秦属九江郡。
1、秦汉至南北朝先后归属九江、豫章和庐陵郡治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年），始置庐陵县，秦至西汉为庐陵县境。
秦王政二十四年（前年），秦灭楚，建九江郡。辖境约相当于今天安徽、河南淮河以南，湖北黄冈以东和江西全省（秦时置庐陵县、新淦县、南壄县），为九江郡历来范围最大之时，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寿春镇），因此地有众多水泽而得名。
秦末汉初楚汉之际，九江郡割西境置衡山郡，割南境置庐江、豫章二郡，九江郡范围大大缩小，只包括今天安徽省中部淮河以南、瓦埠湖流域以东、巢湖以北地区。汉豫章郡治南昌，辖境大致同今江西省。西汉后期隶属于扬州刺史部。豫章郡，汉书但云“高帝置”。周振鹤认为是高帝初年分庐江郡所置。豫章郡，治南昌县，辖18县，庐陵县在之列。
汉和帝永元年间，豫章郡增置三县：临汝县、建昌县（分庐陵置）、石阳县（分海昏置）。顺帝永和五年（年），豫章郡领21县，庐陵县在之列。灵帝时又理置数县。东汉兴平元年（公元年），孙策析西昌置东昌县（今吉安县永和镇），分豫章郡置庐陵郡，辖西昌、高昌、石阳、巴丘、南野、东昌、新兴、吉阳、兴平、旧城10县。东汉建安四年（公元年）西昌县为庐陵郡治，故城在今泰和县城西1.5公里。献帝建安五年（年）时，孙策分庐陵、雩都等县置庐陵郡。
西晋初，庐陵郡辖西昌、高昌、石阳、巴丘、南野、东昌、遂兴、吉阳、兴平、阳丰10县，治西昌。晋太康元年（），庐陵郡治迁石阳（今吉水县东北10公里），东昌属之。西晋元康元年（公元年），置江州，庐陵郡属之，郡治迁石阳县（今江西吉水县城东北8千米处）。
东晋咸康八年（公元年），迁石阳县于今吉安市区孔家湾附近，仍为庐陵郡治。
南北朝大宝元年（）六月，陈霸先驻军西昌。南朝陈时，省西昌。
2、隋唐时唐初废郡复州，改庐陵郡为吉州
隋开皇九年（），复置西昌县。开皇十年，废西昌，并东昌、遂兴（今遂川、万安）、广兴（今莲花）、永新等地置安丰县，属庐陵郡治。隋开皇十年（公元年），庐陵郡改为吉州，迁吉州城庐陵县于今吉安市区赵公塘一带。隋开皇十一年（公元年）（一说十年），安丰县以“地产嘉禾，和气所生”而更名泰和县，属吉州（后又称庐陵郡）。泰和之名始此。隋大业三年（公元年），吉州复改为庐陵郡，统庐陵、泰和、安复、新淦4县。辖庐陵、太和、安福、新淦、永新5县。隋大业八年（）因安丰治非津要，仍徙至西昌故城，属庐陵郡。
唐武德五年（公元年），置南平州，领泰和、永新、广兴、东昌四县，泰和为州治。再改庐陵郡为吉州，领庐陵、泰和、安福、新淦、永新5县。武德八年，废南平州，并永新、广兴、东昌三县入太和县（改泰为太），属吉州。唐贞观元年（），吉州属江南道。五年，西昌因兵祸，县治复徙安丰旧治。显庆三年（）析太和复置永新县。开元二十一年（），吉州属江南西道。唐永淳元年（公元年），迁吉州城庐陵县于今吉安市区北门街道辖区内。东昌隶属庐陵县（注：笔者推测）。唐天宝元年（公元年），改吉州为庐陵郡，太和属庐陵郡。唐乾元元年（公元年），庐陵郡复改吉州，太和属之。
五代十国南唐时（-），周矩倡筑槎滩、碉石二陂，灌高行（今禾市）、信实（今螺溪）两乡田地。南唐保大元年（），析太和地置龙泉场，后升为县（今遂川县）。
宋开宝八年（公元年），置吉州庐陵郡军事。宋熙宁四年（），分太和之诚信乡置万安县。元祐七年（），割太和县境高行乡三堡肃永新县。宋钦宗靖康（）至宁宗嘉泰（），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庐陵四忠”之一的吉州庐陵人（今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周家村）周必大在世。南宋绍兴年间（公元－年），吉州庐陵郡领庐陵、吉水、安福、太和、龙泉、永新、永丰、万安8县。南宋德佑元年（）二月，文天祥在樟塘募兵抗元，三月，元军攻占县城。七月，文天祥收复太和。元至元十四年（公元年），废吉州军事，置吉州路总管府，领庐陵等8县。
3、元明清时期改吉州为吉安路和吉安府
元朝元贞元年（），各县升为州，属江西行中书省吉安路。至正十八年（）九月，陈友谅军攻占太和。至正二十五年（），常遇春平定太和。元贞元年（公元年），改吉州路为吉安路，辖吉水、安福、泰和、永新四州、五县，取吉水、安福两州各一字命名为吉安路，寓“吉泰民安”之意，“吉安”之名自此始。至顺年间（公元－年），析永新地设永宁县。
明洪武元年（公元年），废吉安路，置吉安府，领庐陵、泰和、吉水、永丰、安福、龙泉、万安、永新、永宁9县；二年（公元年），废州，太和改为泰和，吉安府领庐陵、泰和、吉水、永丰、安福、龙泉、万安、永新、永宁9县。
清初沿明制，乾隆八年（公元年），析永新、安福地置莲花厅，吉安府辖9县1厅，直到清末。
三、永和镇及其历史的考究
唐、宋、元、明、清时，永和隶属庐陵县儒林乡（原名文霸乡）辖一、二、十、十一、十二都。中华民国三年（年），改庐陵县为吉安县，永和隶属吉安县。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年），永和始分永和乡和白沙乡，9年7月16日，永和全境解放，年成立永和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年改为永和乡，4年5月撤乡改镇。
永和镇历史悠久，宋嘉祐五年（公元年）建镇，是吉安四大镇之一。吉安市是人类在南方较早栖息和开发的重要地区之一。多年前的东汉时，永和曾为东昌县治，开始了早期开发。南齐朝，又辟为焦度将军的封邑。唐末五代，“民聚其地，耕且陶焉”。特别是宋代，制瓷业得到飞速发展，吉州窑产品远销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各国。瓷业的兴盛，又带动了商业、手工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一时商贾云集、樯桅林立、车辐辘辏，成为“舟东一大都会”。明《东昌志称》：“谈庐陵之盛，萃于永和。”永和古镇在南宋最盛时具有“六街三市七十二花街”的繁华规模，有直接为瓷业而设的专业市场，如瓷器街、柴草市等。还有粮食糟行、竹木商行、五金店辅、茶楼酒肆等。“百尺层楼万余家，六街市连廒峻宇。金凤桥地杰人稠，鸳鸯街弦歌歌舞”便是时称“永和为天下三镇之一”的历史写照。
永和窑，宋代南方著名民间瓷窑。窑址在江西吉安永和镇。隋至宋，吉安称吉州，故名。又因烧造地点在永和镇，也称“永和窑”。永和窑产品胎质有“似陶非陶”的特征，因胎土中含砂较多，使胎质粗松、吸水率高，粗看似陶，击之有金属声，成为区别其他窑口的显著特征。集北宋各窑制瓷技术之大成，是永和窑对中国陶瓷发展史的重要贡献。永和窑以黑釉瓷和彩绘瓷为代表，黑釉瓷中的各种釉斑、木叶纹、刻花和剔花等独树一帜，尤具特色。从南宋起，永和窑的黑釉窑变瓷器深受各国欢迎，成为外销瓷的主力军，这在世界各国的考古发现和藏品中可见一斑。
永和镇不仅闪烁万家灯火，汇集八方商贾，而且还是“文墨之邦”。宋初，三朝重臣、仕至丞相的周必大，坚持抗金的名臣欧阳珣、白鹭洲书院山长、教育家欧阳守道都出于此镇。文天祥的祖居地也在这里。镇内唐代有本觉寺塔（飞来塔）等，宋代有吉州窑、东昌井、金钱池、莲池街、东坡井、清都观凤风精舍、绿野坊、智度寺、秀水沟、周必大遗址等，尤以吉州窑的青、白、黑各色釉瓷和彩绘瓷，青花瓷是“中国的瑰宝”享誉全世界，木叶天目盏属国内外首创，极为名贵。现代有曾山故居、吉州窑博物馆等。吉州窑遗址已列为国家级保护文物，永和也是井冈山下的吉安革命根据地，全镇革命烈士人，诞生了五名共和国将军。
永和的山山水水是许多文化名人游历之地，积淀着丰厚的文化基因。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大书法家和诗人黄庭坚、“诚斋体”创立者杨万里、民族英雄文天祥以及胡铨、刘辰翁、解缙、罗洪先、王守仁等，或于此访友、或于此览胜、或于此讲学、或于此小住，留下不少诗文和遗迹。永和镇有楼台亭阁、祠宗寺塔等名胜40余处。最著名的有15处，称为“东昌十五景”，一景一段历史，一桩故事，累被文人吟咏。“苏黄台”是苏东坡、黄庭坚讲经论道的地方；“明秀楼”有宰相周必大的诗咏；“金钱池”有状元罗洪先的诗咏；“东坡井”有苏东坡结下了不解的缘分。他在这里小住，为观题名，在这里会见了农学家曾安止，曾为其所著《禾谱》补写了农具图，作《秧马歌》。如今古迹名胜历数百年，天灾兵祸，多忆湮没，有的仅存遗迹，只有24个如冈似阜的古窑包错落有致相嵌在镇旁的田野上，用万古不化的语言向人们展示古镇昔日的辉煌；建于唐代的本觉寺塔依然耸立，成为永和古镇的标志。
1、永和古镇及其历史。历史上，永和古为扬州南境，春秋、战国先后属吴、越、楚，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年），始置庐陵县，秦至西汉为庐陵县境。秦汉至南北朝庐陵县先后归属九江、豫章和庐陵郡治。东汉兴平元年（公元年），孙策析西昌置东昌县（今吉安县永和镇），隋开皇十年（年），改庐陵郡为吉州，新建州城于今市区赵公塘一带，为吉州首府。隋开皇十年（），废西昌，并东昌、遂兴（今遂川、万安）、广兴（今莲花）、永新等地置安丰县。隋开皇十一年（公元年）（一说十年），安丰县以“地产嘉禾，和气所生”而更名泰和县。
唐武德五年（公元年），置南平州，领泰和、永新、广兴、东昌四县，泰和为州治。再改庐陵郡为吉州，领庐陵、泰和、安福、新淦、永新5县。武德八年，废南平州，并永新、广兴、东昌三县入太和县（改泰为太），属吉州。唐永淳元年（公元年），迁吉州城庐陵县于今吉安市区北门街道辖区内。东昌隶属庐陵县（注：笔者推测）。
据《吉州窑兴废时间的探索》所记：吉州窑创于唐代后期，兴于五代，极盛于南宋，衰于元末明初。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吉州窑创业于何时？对此问题，目前大致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宋时开窑。《庐陵县志》说：“吉州宋时有五窑。宋时江西窑器出庐陵之永和市。”《青原山志》永和条说：东昌窑是“宋时开窑，取鸡冈龙度腻土作器”。以此为据，长期来许多人认为吉州窑是宋时开窑，如《陶说》、《中国陶瓷史》、《吉州窑遗址概况》以及有些《中国古代史》等均持这一看法。二是认为五代时创业。在《东昌志》中，钟彦样的《东昌图境记》一文写道“永和名东昌，上自汉唐，事迹无传，至五代时，民聚其地，耕且陶焉，由是井落圩市，祠庙寺观始创。周显德初（-年），谓之高唐乡临江里磁窑团，有团军将主之。及宋浸盛，景德中（-年）为镇市，置监镇司掌磁窑烟火公事，辟坊巷六街三市。时海宇清宁，附而居者数千家，民物繁庶，舟车辐辏。……”这段话把吉州窑的建窑，发展和兴盛时期划分得十分清楚，因此有人以此为据，认为吉州窑是五代时创业。近几年来的文章，均持这一看法。三是认为唐末五代时或更早些时间建窑。蒋玄佁先生在《吉州窑》一书中就介绍了这种意见，他说有人论证吉州窑是中国唐代以来重要窑之一。日本小山富士夫先生也认为是唐代建窑，但都是根据收藏的实物，通过分析推论出来的。我认为收吉州窑应是唐代后期建窑，有如下几点理由：
蒋玄佁先生在吉州窑的兴废中谈到，在吉州窑遗址地面上曾发现早期的青瓷片。这种青瓷的烧造方法是衬块烧法，而在绍兴出土的三国纪年瓷器和唐绍兴余姚窑（即越窑）的“大中八载”（年）残器均用这种原始烧法，这种烧造方法一般在九至十世纪时就已废弃。吉州窑的早期青瓷，其胎质都属火炻质黑胎，这一特点和余姚窑极为接近。一九八零年冬，在发掘吉州窑二号遗址及对其他遗址的普查中，出土了较多的唐代青瓷和青白瓷的碎片，这些出土瓷片和遗址地面上发现的早期青瓷片的相吻合，有力地补充了原来分析的依据。蒋玄佁先生在谈到吉州窑的碗式时指出，在黑釉中的敞口碗（俗称凉帽碗）见于唐越窑，宋龙泉窑，这种碗式到北宋末年就逐渐淘汰，到了南宋就衰落了，而吉州窑的黑釉敞口碗式在同类产品中占的数量很大。在发掘吉州窑二号遗址时，又出土了一些黑釉敞口式样的碗，炻质黑胎，碗形较大，同时还出土了同一风格的瓶罐。这些出土瓷器多数是完整或比较完整，有的还属次品。因为是出土实物，又有次品，其价值就更大，证明它不是外来物，纯属本地烧造。有了这些实物，完全可以认定吉州窑应是唐代后期建窑。
在发掘二号遗址时，还出土了一块珍贵的残片。该残片是一个小茶碗的碗底，其底部彩写有“本觉”两字。二号窑岭当地群众称本觉寺岭，“本觉”两字瓷片的出土，说明二号窑和本觉寺或本觉寺塔有一定的关系，起码是带有纪念性的产品。在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流行，在吉州就建有寺观。到了唐代，佛教更为盛行，形成了许多宗派，而禅宗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派。特别是在唐开元二年（年）华南寺禅宗慧能六祖分示行思禅师七祖在青原山开设道场以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青原山成为全国著名的佛教区之一。那时在青原山、吉州城、永和镇等地，到处寺观林立，永和本觉寺和本觉寺塔（又称飞来塔）就是建于唐代。据《庐陵县志》记载“本觉寺，在东昌上市，南有塔，唐开元时建。”这段话主要是说本觉寺建于唐开元年间，但也反映本觉寺塔是唐代所建。年在塔上立的文物保护说明书中写道：“传说建于唐代。”这两种说法是相符合的。从塔的建筑风格上看，比较矮小，是具有唐代的建筑风格，不像宋代的塔那样高大肥胖，可见县志的记载比较真实。关于飞来塔，当地传说有一高僧名叫飞来，他四方化缘，积蓄了许多钱。当他归仙以后，为了纪念他，将这笔钱做了此塔，故称飞来塔。这个传说有一定的根据，但那位高僧不一定叫飞来和尚。因为我国有许多地方的塔或寺都有飞来之称，如浙江杭州西湖有飞来峰，相传东晋时，印度僧慧理曾到此地游览，说此山很象天竺国的灵鹫山，“不知何时飞来”，因此得名飞来峰。又相传南北朝时，有位高僧名叫李飞，云游四方，历访名山大川，寻找建寺福地，有一天他来到广东清远峡（俗称小三峡），对当地的崇山秀水赞赏不已，便决定在此建寺。寺院落成，李飞作偈曰：“我名飞，到南来，寺落成，号飞来”。因此得名飞来寺。在江西赣南九江等地，均有飞来塔之称。就永和对江的青原也有一塔称飞来塔。可见飞来之称，实际是有高僧到此之意。永和本觉寺和本觉寺塔均建于唐代，加上出土了有"本觉"两字瓷片的印证，说明吉州窑的创业时间应在唐代后期。
吉州窑是因地得名，故有吉州窑，永和窑和东昌窑之称。因此对地名的来历作一查考，对了解吉州窑的创业时间也有一定的作用。今吉安在汉代称庐陵县，属豫章郡。东汉兴平元年（年）孙策攻破严白虎等事变后，从豫章分立庐陵郡，自始至隋初均置庐陵郡。隋开皇十年（年）改置为吉州。唐武德五年（年）复置吉州，天宝元年（年）改为庐陵郡，乾元元年（年）复改为吉州，直至元代至元十四年（年）升吉州路，元贞元年（年）改吉州路为吉安路。可见从隋至元初均有吉州之称，故称吉州窑。永和是本地地名，东昌是县名。《后汉书》、《三国志》的地理志中均谈到东汉献帝兴平元年孙策分豫章立庐陵郡。《晋书》地理志谈到，吴置庐陵郡下统十个县：西昌、高昌、石阳、巴丘、南野、东昌、遂兴、吉阳、兴干、阳丰等、可见东昌县在东汉末年就已设置，直至南朝没有什么变化，到隋代已废，唐代复置，后又复废，至北宋元丰年间（-）又复建东昌县。其地理位置在今泰和县西，吉安市南，治所在永和。过云有人认为东昌县是建于南北朝时期，或认为宋元丰年间所建。如《青原山志》中谈到："青原山对江，为永和东昌镇，齐后军将焦度，封东昌县子，则东昌为县矣！"据《南齐书》焦度传说，南朝宋顺帝（-年）升明元年冬（年），沈攸之发动事变，焦度平定沈攸之事变有功，则"转后军将军，封东昌县子，东宫直阁将军。"这里只说封焦度为东昌县的子爵位，东昌县并非建于此时。又《东昌志》钟彦祥《东昌图境记》中谈到："永和名东昌，地旧属泰和，宋元丰间，割属庐陵，隧以泰和为西昌，永和为东昌，东昌之名肇于此。"史实说明，宋元丰年间只是东昌县的复建，并非始建。由于前人的误解，至今仍有人跟着认为东昌县始建于南朝或宋代。吉州窑是因地得名，永和是因窑设镇，因此有人把建窑和建县的时间结合起来考虑，这是合理的。但东昌县建于宋元丰年间这一说是不能成立的。而往前推进一步而又曾复建东昌县的，就应是唐代了。
唐代陆羽（-年）《茶经》谈到：“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盌越州次、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洪州在唐代即今江西南昌。但洪州窑在什么地方？过去争论不体。近年来江西考古队发掘的资料证实，今江西丰城县曲江公社罗湖大队的罗湖窑就是唐代的洪州窑。从器皿的构形，图案装饰和瓷器釉色等方面分析，均具有唐代的风格；且丰城在唐代隶属洪州，因此，把罗湖窑定为唐代的洪州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解决了洪州窑的地理位置问题，并不等于理解了陆羽《茶经》中所讲的洪州瓷褐的问题。因为在罗湖窑出土的大量瓷器和瓷片，绝大多数是青瓷，只有少量的褐瓷，可见褐瓷不是其代表产品，而一般瓷器之所以呈青色与黑色，是由于釉料中含铁量的不同而形成的。如青瓷釉含氧化铁约1-2％，黑瓷釉约占15％，若含铁量不些，就呈饴色，约含铁量更多些，则呈柿釉或铁砂釉色，所以青白瓷与黑褐瓷不能混为一谈。那末陆羽讲的洪州瓷褐究竟指哪个窑口的产品呢？按一般理解应在南昌附近，但直至今日在南昌附近仍未发现有黑釉瓷窑的遗址。因此我觉得可以把陆羽的原意理解为泛指江西境内所产的褐瓷器。而这种瓷器的产地，离南昌最近，水陆交通运输方便，也就是其瓷器在南昌行销较大的，就要算吉州窑了。而且陆羽活动的主要时间已属唐代后期，而不是前期，因此陆羽《茶经》也是论证吉州窑创业时间的一项重要资料。
一个规模宏大的瓷窑，究竟何时衰落熄火而变成废址呢？对此问题也有三种说法：一是认为吉州窑衰废于宋末元初。其主要依据是明曹昭《格古要论》说：“相传宋文丞相过此，窑变为玉，遂不烧。"又据《景德镇陶录》说："相传陶工作器入窑，宋文丞相过此时尽变玉，工惧事闻于上，遂封穴不烧，逃之饶，故景德镇多永和陶工，按此亦元初事……。”又据明末清初方以智《游永和记》说：“宋末窑变，乃移于饶，或曰土断，近之不见。”二是认为吉州窑衰废于元代。主要根据地面发现有元代青瓷和青花瓷。蒋玄佁先生在《吉州窑》一书亦分析说：吉州陶工逃饶，不但生产的人才转移了，就是技法也带走了，景德镇初无青花器，连彩绘器也没有，可是到了元代，忽然大量生产青花器，是不是永和人将釉下彩绘技法在景德镇发展起来，并影响到江西其他地区也发展了青花器呢？如果文献记录无误，则这一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不少人认为在元代熄火。三是认为吉州窑在元末明初衰废。主要依据明曹昭《格古要论》吉州窑条说：相传文天祥过时，其窑停止烧造，今其窑尚有遗迹，永乐中或掘有遗物。主要以明永乐年间掘有遗物这一说为据，认为在永乐之前仅存遗址了。我觉得吉州窑衰废于元末明初一说，根据比较充分。
在对吉州窑的试掘和普查中，出土了大量元明时代的青瓷，出土地层较浅，胎坯较薄，胎质很细，花纹也比较精细，具有元代和明初的风格。在这些瓷片中，其中有些还彩写有"大明"两字，这是很有价值的发现。所谓“大明”是与“小明”相对而提出的。在元末农民起义迅速发展的进程中，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年韩山童之子韩林儿在毫州即位，成立了农民政权，国号大宋，建元龙凤，韩林儿称“小明王”。朱元璋起初亦尊奉小明王，但随着他的实力的扩充，也逐渐蜕化成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他害死韩林儿，于年元月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在元末农民战争摧毁了元朝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封建政权。这一史实说明，写有“大明”两字瓷片，完全是明初的产品，绝对不可能在大明国号之前会出现这种产品，绝对不可能在大明国号之前会出现这种产品。又现陈列在婺源县文化馆的一个吉州窑瓷瓶，该瓶底部有“天祥窑造”四个字，这是一种珍藏。这几个字是有纪念意义的，反映了当地人民群众对抗元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怀念。按照民间习俗，这种纪念性的产品，应在文天祥牺牲以后才能出产。况且宋元矛盾尖锐，元军对反抗激烈的地区，定会进行残酷镇压，因此这种纪念抗元英雄的产品，应在元朝政治统治比较稳固的情况下才能出产，这就表明吉州窑在元代仍在继续烧造。又于一九七三年永和中学建校期间，在平地基的过程中，出土了一些明代墓葬，墓葬内的吉州宾瓷器，其造型、釉彩和艺术风格上看，和元代或明初的产品很相似。所有这些实物，有力地证明吉州窑在元末明初仍在烧造，或者更具体地说，在明初时吉州窑才衰废熄火。
永和清都观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初（年），北宋治平中（-年）修建，始称清都观。元代至元年间重修，修观后铸有一个大铁钟，钟上铸的文字是“至元二年（年）太岁丙子十月日本山道士刘禹贤题”、“大元国江西道吉安路庐陵县永和清都观化十方檀越……铸造洪钟一口，计一千余斤。”从寺观的修建和大铁钟的铸建，说明在元代中后期永和市场经济还比较繁荣，而永和市镇经济的繁荣与瓷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相反，永和市镇经济的衰落与瓷窑成为废址又紧紧相连。这又说明在元代中后期吉州窑仍在烧造。
又相传于解放前夕，在十二号遗址曾发现了二百余斤铁钗铁钳等烧火窑器，蒋玄佁先生据此分析，认为吉州窑成为废址，其中还可能有过一次极大的变乱。这个变乱可以是无法抗拒而又是突然暴发，使窑工来不及取出这些铁工具。但有人把这事实与宋文丞相过此发生窑变的传说联系起来，把推论的变乱说成是文天祥兴兵抗元的事。认定吉州窑直接受到战争影响最严重的事是至元丙子七月（年Z）元兵至吉，当时吉州太守周天骥投降元兵，而拥护文天祥的勇敢将官张云立即聚众起义，进驻永和。在此战争的紧急时刻，窑场瓷工为民族大义所感，放下铁钗铁钳，拿起刀枪起义迎敌。对此一说是值得商榷的。关于张云起义，《庐陵县志》写道：“德祐二年丙子七月（即至元十三年，公元年）张云夜袭北营死之。元军至吉州，知州周天骥纳疑，列营南塔寺。州人张云聚众起义，焚南塔寺钟楼。城中见火悉出，云败死众溃。”又《东昌志》所载：“至元丙子间，大元军至吉，太守周天骥纳疑。乡有张云者，怨军士掠其宝，集众报仇（中市税务柳瓘）患之，乃一面申报声息，一面作大筏，告以欲经永和，则事觉，而大皋不可渡，若乘筏东下，则事不可之，云然之。时诸官皆醉卧营前南塔寺钟楼，乃焚楼。城中见火悉出，云败死，众溃。城中果疑是营前及永和人举事，欲尽杀，得状乃知非永和之罪，乃已，唯营前血洗无遗。”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张云起义确有其事，但张云只是欲经永和，不一定已进驻永和，元军得到永和中市税务柳瓘报告的消息后，已解除了对永和的怀疑，所以永和没有遭到血洗。即使张云起义时有永和窑场工人参加，但起义后永和没有遭到突而其来的灾难，窑场工人也没有必要丢下铁钗铁钳等烧窑工具。如果说张云起义使瓷工丢下了这些铁工具，那么在张云以后，吉州地区又曾爆发过多次农民起义，有些起义也波及永和，是不是也可以说窑场工人为了反抗压迫，放下工具，投身到起义队伍中去呢?当然不能这样说。此外，持这一看法的同志也认为吉州窑在元末明初就停止了烧造，这就在时间上发生了一个矛盾。因为元初至元末明初有上百年的时间，在封建社会里，象吉州窑这样的个体手工业工场，既然在元初就遭到了战争的打击和洗劫，还能延续近百年之久的生产，是不可思议的。总之，对铁工具的发现，可以作多种推论，但不能作为定论。
2、永和镇“草市”的由来。草市，指其中稍具规模者，但尚未发展成为镇市的民间交易市场。明《东昌志称》这里的柴草市，指的是吉州窑一带柴草交易市场。与柴草市齐名的，比如还有今泰和县的禾市和马市，马市名字的来源同样是因为这一带就是早期的牲畜交易市场。随着时代的变迁，虽然早已没有人在这里从事这些交易，但有的名字却沿用至今。
中唐以来，随着小农经济商品性生产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民营小手工业的日益发展，农民们对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一方面希望能够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剩余品，另一方面又能买进他们所缺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必需劳务。唐制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农民们只能到县市去进行交易。唐代一县之地，少则方圆数十里，大的占地百里以上，边远地区的农民若想当天往返于县市就很不现实，于是在人口密集的居民点附近，市集就应运而生了。它们在本地乡村社会的需要中崛起，最初独立于政府的控制之外。市集的名称不一，最普遍的称呼是草市，荆南和岭表则称墟市，四川有时称霞市，江南有的地方则称亥市。根据加藤繁先生的研究，草市一语至迟始见于东晋，然而它的蓬勃发展及在五代十国时期的草市镇发展研究文献记载中的大量涌现则是中唐以后的事。
五代十国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分裂割据时代。此间，随着各国内部局势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草市在唐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北方草市的大量兴起在唐初，北方的交易场所是以一问或数问的草店为代表。它们可能是“草店数间”，固也可能是“驿边起店”。
中唐以后，草市出现于北方，如德州安德县黄河北岸有灌家口草市，汴河岸上也有草市。这恐怕与唐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南轩此有关。但总的来说，草市的数量仍是廖若星辰。降至五代，在北方涌现出了大量草市，首先是区域中心城市周围，草市簇拥。作为五代时四朝首都的开封，是漕运经过之处，由于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到后周时，城内就拥挤不堪。此外，在洛阳周围，也是草市丛生。其次，除两都之外，各州、县城关也有很多草市。滑州城外濒临黄河的地方有草市。后晋天福二年，魏州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叛乱，遣兵渡黄河，“焚草市”，所指的即滑州城外之草市。汾州城下也有草市。宋州南抵汴渠五里有东西二桥，其地有草市：“舟车交会、居民繁多，倡优杂户厥类亦众”。可见此地草市内，不仅定居人很多，而且还有相当规模的娱乐活动。从五代到宋初，该市“官府罕至，舟车所聚，四方商贾之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其繁荣程度，连宋州的州市都无法比拟。五代时，草市一词，频频见于北方政府之公文。如周世宗《京城别筑罗城诏》中有：“及兴置宅灶并草市，并须去标帜七里外。”说明随着草市经济地位的上升和草市内居民的增多，政府在加强对其控制的时候，也对其合法地位作了肯定。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的九国不仅战乱较少，而且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随着人口的大量南移而获得了南北经济技术大交流的罕见机缘，故而能在唐朝南方经济发达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草市的发展情况也不例外。众所周知，唐时，南方水道线上的草市就很发达。江淮流域，“草市尽迫水际”；①长江中游也是草市密布；③四川地区也有鼓州九陇县水坝头的堋口市、③盐亭县的雍江草市、④雅州严道县的遂斯安草市⑤等。降至五代，这些草市经过进一步发展，规模壮大、收入可观。南方各国政府大多将他们置镇来进行控制，也有的上升为县治所在地。故五代时草市发展的另一重要趋势是南方草市的大批镇市化。湖州的水口，唐时为一草市。坐落在著名的茶山顾渚山下，杜牧有《人茶山下宿水口草市绝句》一首。以后这个草市经过唐未五代的发展，成为湖州长兴县一个著名的市镇。其繁荣历两宋而不衰。唐未五代至宋初，湖州这样的市镇发展到24个。宋初基本反映的也是五代时的发展情况。这些市镇直到北宋景德元年（年）还存在16个。此外吉州太和县的龙泉场和万安镇，皆因地产木材而置镇。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山中尤多枫树，其根破之，文若花锦。人多取为几案盘器，又集以它木，晤为禽鸟花草，色像如画，它处所未见也。可见龙泉一带由于木质精妙，他处所无，故而镇市发展较快。古代，水路运输一直是我国运输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南方，镇市多兴起于便于货物集散的通航河道的沿岸。江州德化县之星子镇，杨吴时置镇，镇内有神林湾，夏秋水涨，商旅萦纡牵舟循绕，人力疲劳，又号“西疲湾”。但因地当要津，为商旅必经之地，故杨吴时置镇，宋时升县。五代时期南方各国总的升县镇数为40个，北方为10个，南方镇市的发展速度远超过北方，南北经济发展上存在着不平衡。五代时，不仅南北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南方各国之间镇市的发展也存在差异，南唐和闽发展较快。尤其是南唐，新置镇市为15个，镇市升县数为23个，居于南方各国之首。吴越升县镇数虽不多，但国内镇市却不少。仅湖州一地，就有镇市24个。相对而言前后蜀和楚稍为滞后，南汉则不见于记载。总的趋势是交通、经济发达的东部、南部沿海地区镇市数量多、发展快；而广大的中部和西部地区镇市数量少，发展慢。这恐怕与当时各国人口密度有关。人既是促进商品生产、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也是雪商业服务或市场面向的对象。人口的数量与密度直接影响市镇分布网点的疏密。一般来说，人口数量多、密度大，需要消费的商品数就多，市镇的分布就越密集；反之，则比较稀疏。长江航运线很早就是我国最大、最重要的内河航道。五代时运河不通、南北交恶，故东西向贸易（指蜀与吴及南唐）就异常活跃．而鄂州，地处汉水、长江会流之处，为“百越、巴蜀、粥、汉之会”乃长江中游一重镇。是入蜀下吴船支的中转商埠，故沿江之镇市也就随之发展。五代时，鄂州之羊山镇、鲇渎镇、永安镇、青山及通华镇，大冶场院都于吴及南唐统治时期置县，江州也处于东西交通的枢纽地位，西连川蜀，东接江淮，唐人就说江州是：“江涵九脉，缗钱粟帛动盈万数，加以四方士庶，旦夕环至，驾车乘舟叠毂联樯”。五代时期随着长江航运线的繁忙，江州的地位更为重要。这就反映了山区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五代时升县的镇市除具备上述一般性的地理特征外，他们各自的发展又有何特点呢?以南唐以例，略作说明：首先，在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之处，镇市升县较为普遍。如吉州之萧滩镇，以地当冲要，升为清江县。其次，在商品性农副业产品基地，镇市也有较快的发展。吉州太和县龙泉乡什善镇，因地产木材，南唐保大元年置场，周世宗显德五年升县。再次，还有一些镇市，由于离县城较远，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后上升为县。如洪州之靖安，本建昌县地。
草市镇发展原因五代十国时期，草市镇何以会有这么迅速的发展，其原因何在呢?我们认为：最基本的原因是农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领域内商品化倾向的加强和农村中民营小手工业的发的发展。南方经济作物的大片种植五代时期。一方面农民不必再用宫铸的伪劣农器，另一方面民间的铁器铸造业也得到了发展的机遇。此外，陶瓷器的主要器皿，如碗、勺、盆、罐、钵等，虽有精粗之分，高低级之分，但都是人民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故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中越窑的青瓷、湖南长沙铜官窑的釉下彩色钵和贴花纹水注、华北的自瓷钵都是唐未五代畅销国内外的优质产品。器物以日用的碗类居多。尽管九世纪以前，中国陶瓷已远输各地，但作为重要的贸易商品出现，却是晚唐、五代时期，这一时期中国陶瓷不仅输往东亚、东南亚各国，对南亚、甚至更远的西亚和东北非各国都有输出。这对陶瓷产地的经济发展是大有裨益的。丰富的考古发掘遗址也证明这一时期南北方确有许多民窑。北方有耀州窑（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磁村窑（山东省淄博市郊）、扒村窑（河南禹县）、西关及窑沟窑（河南密县）、邢窑（河北临城县的岗头、祁村、西双井）、定窑（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南方有吉州窑（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西侧）、萧窑（安徽萧县白土镇）、龙泉窑（浙江龙泉县）。分布广泛的窑址，其产量肯定是可观的。上述手工业品多是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其面向的市场也主要是农村，这就为农村草市镇的繁荣注入了活力。然而农业领域内商品化倾向的加强和手工业的发展仅是草市镇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统治者正确的市场和商业政策，它们不会自发导致草市镇的繁荣。五代时期的立国者，大多起子草莽，有的还亲自从事过商业活动。他们对地方财源的所在和经济的作用比从小久居深宫的统治者有更清楚的认识。当他们建立割据政权后，面对满目疮痍的景象和来自邻国的压力，不得不采取发展经济的措施，以期在竞争的态势下获得生存并谋求发展，因而在政策的制定上，跟唐代相比，显得灵活而实用。五代十国时期，各国统治者对城市商业和市场的发展大多采取了一种宽松和吸纳的政策。这个时期草市镇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唐代。不仅南方草市大量置镇、镇市大批弄县；北方也涌现出一批草市并有大量镇戍自镇市、州、军、县转化。这一时期草市镇的发展，还开启了宋朝市镇大发展的新局面，正如尹进先生所说，宋朝我国出现了封建社会个性的市场经济，或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其名著《宋代商业史研究》中也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宋代“全国市场的形成”。而宋代这种雄厚的发展，实奠基于五代。故五代十国在草市镇的发展史上，占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席。
总之，唐初北方草市的大量兴起如吉林市的柴草市，指的是目前的长春路西南窑一带，如华州的三家店，河南府洛阳伊水东草店等，这些都是在北朝道店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唐以后，尽管草市大量兴起于南方，却并未得到政府的认可，也不预于地方建制之列。当时的州郡地志根本不记载这种州、县坊市之外的草市。政府的公文也绝少提到。五代十国时期，又促进了北方南方草市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宋朝时开启了市镇大发展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容敬臻《吉州窑兴废时间的探索》/《景德镇陶瓷》
2.五代十国时期的草市镇发展研究
①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年
②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年
③牟发松《唐代草市略论一以长江中游地区为重点》，见《中国经济史研究》年第4期
（.11.19星期天应《井冈山报》原蒋XUEYUAN总编探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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