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适凡(江西省博物馆)
刘慧中(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刘慧中：彭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南方文物》的专访。在此，首先向您表示祝贺。年您作为20世纪杰出的考古学家入编《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一书，今年又正好适逢您八十华诞，能否请您谈谈您的求学经历，特别是您是如何走入“探古求原”的考古之路。
彭适凡：首先感谢《南方文物》编辑部同志的盛邀专访。说来话长（笑），我生长于新旧社会交替之际。初中毕业后，年8月我考入吉安师范，在读三年，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还是学生会干部。年暑期毕业时，被分配到吉安市小学当教师。年暑期，听说可以报考大学，我毫不犹豫第一个报了名，并在很短时间内日夜准备，最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本科，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对这一来之不易的机遇，自己倍加珍惜，所以进校后，我如饥似渴地发愤攻读。深受当时导师谷霁光和谢康副教授的影响，我对中国古代史特感兴趣。霁光教授指导我如何做学术卡片，还专门就做卡片的要点和应注意的问题撰成文字稿送我；谢康副教授专治先秦史特别秦史，知识渊博，涉及甲骨、金石和度量衡等多领域，白天讲课老师不可能细讲，他说有问题欢迎到他家里去谈，为此，我经常晚饭后到他家求教，每次他都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不少课外知识，我亦阅读不少课外参考书，摘了不少卡片，就这样日以继夜地刻苦努力，整日沉醉于故纸堆中，真可谓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刘慧中：年您从江西师范学院毕业，按惯例理应分配到中学当老师，但结果是唯独您被分配到江西省博物馆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对于这样的分配您当时是如何看的？考古学本质上属于历史学，但它是通过研究在考古发掘中获得的以往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来揭示历史的。考古学需要辨土色、分地层、开探方等这些专业考古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这些困难您是如何逐步克服和学会的？
彭适凡：是呀！毕业分配到江西省文管会去工作，全班80多位同学都感到惊讶！我自己更是做梦也没想到。在那个年代，“党要您干啥就干啥”“组织上要您到哪就到哪”，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压根儿就没听说过什么“开后门”“找关系”词儿，而且，分配前丝毫讯息都没有泄露，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事后班主任只简单对我说：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要在我们历史系应届毕业生中招一个人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组织研究时，觉得你比较合适就把你分配去了。其它什么都没说，我心想莫非就是因我喜好先秦古史的缘故吧！今天回想起来，这是我人生中的又一次千载难逢机宜，本来师院历史系毕业，别无选择，只能去中学当教员，试想，如果省文管会那年不去招人，那可说我今生今世都无缘于考古，今天您也无缘采访我了（笑）！
年9月的一天，我来到省文管会报到，当时我的心情正如日记中所载：“为祖国的历史科学事业贡献一生是我多年来的雄伟抱负，今天更专业化，要为祖国的考古学事业贡献一生，当能亦很自然成为我的宏伟理想，因此我是怀着无限喜悦与希望走进考古队伍里来的。”报到后，第一课是被派往萍乡文化钢铁厂劳动锻炼五月有余，直到翌年二月即春节前结束且载誉归馆（被评为“优秀钢铁战土”）。这时省文管会和省博物馆已合署办公，我也就成了省博物馆一员，但我的主要工作仍是文物考古。的确，考古工作首先必须具备一些如开探方、辨土色、划地层、绘图等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这对于我来说却完全是一门外汉，怎么办？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侯，一个意想不到的学习机遇降临了，年3月，即春节过后不久，馆领导派我随郭远谓和陈克刚两位老同志前往山西侯马参加国家文物局主持的大型晋国周代遗址的抢救性发掘。当时我的心情万分兴奋和激动，暗下决心定要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好好补上大学里未曾学过的有关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这一课。所以在这段发掘期间，白天头顶烈日挖探方，晚上挑灯苦读考古书，加以有馆里老同志带领，更有张颌、黄景略、张彦煌、孔哲生和叶学铭等老师的手把手指导，每天下来虽感觉有点累但乐趣无穷。五个多月的考古发掘，不仅在田野考古实践和技术上得到了一次全面学习和锻炼的机会，而且开拓了视野，在考古学理论上也得到升华，为我尔后的考古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当年日记中所言：“这才是我真正考古工作的开始！”
刘慧中：看来，您们这一代人还是有理想和抱负的，我想，之所以您能在考古领域中取得丰硕的成果于此是密切相关的，这对于当下年轻一代如何追求事业的成功是富有启迪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您对现在年轻人从事考古事业有什么建议和嘱托？
彭适凡：作为一个年青学子，能选择考古工作那是很有意义的事。既然你已进了考古这一行，就要干一行爱一行，而且要有理想和抱负，国家有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个人也应有自己奋斗的梦，然后坚持下去，矢志不移，不能随波逐流，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得过且过，到最后一事无成。有的同志干了一辈子考古，调查发掘了大量遗址，也挖掘了不少墓葬，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应该说也为文物考古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最后退休连一本论文集都出不了，这是多遗憾的事！其次，“考古考古，就要吃苦”。考古学是通过田野考古发掘出土的遗迹和遗物来研究历史的科学，因此田野考古是基础，尽管现在各方面的发掘条件大有改善，但是面对红土背朝天，风吹日晒，蹲探方，刮地皮，分地层，取文物，我看这些基本功任何时侯都是别人所代替不了的，也不能随意交由别人代做，因为地下情况千变万化，稍不留意一锄下去也许迹象即逝，剔取文物时也许一件文物在墓中的存放部位乃置摆置方向都能折射出重要文化信息，考古再苦再累都必需亲历亲为，并作好详细记录和绘图等工作。第三，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我觉得有个较普遍存在的问题，说重点亦可说是通病，就是读书少，读古典文献就更少。这当然有它的客观原因，白天田野劳累，晚上疲惫不堪，田野结束返回城里，白天上班工作，晚有家务杂事缠身，此中苦楚我也深有体会，但是“时间就象海绵里的水一样，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鲁迅语）“时间是由分秒积成的，善于利用零星时间的人，才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华罗庚语）。前辈学者的经验与教诲很值得我们记取。当今的互联网时代，科技日新月异，生活更是丰富多采，这就要求我们年青人更要如爱惜生命一样珍惜时光，只有有所“舍”才能有所“得”，老老实实挤出些时间，结合自己的考古实践尽可能多读些相关理论和古典文献，籍以启迪思维，开拓视野，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理论和研究水平。当然，现在读书查文献都可以在电脑上进行，但作为考古人，我个人认为还是以读纸质的甚至是原版的古籍文献为好。
刘慧中：“为人要诚、治学在勤”是您一贯秉承的做人为学的宗旨，在今天看来有其更深的含义，可否谈谈您的书斋号取名曰“诚勤斋”的由来。
彭适凡：这应和我从中学到大学一贯喜欢读书、读古书的熏陶影响有关。我家中藏书很多，虽然读不懂，但影响颇深。特别是在大学期间，政治运动频仍，但我总会千方百计设法挤时间阅读些古典文献，如《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等，从事考古工作后，翻读查找古文献机会就更多。白天没时间就抓住晚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是通过这样不断好读书读古书的过程，使我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礼义之邦。多年来我读书有个习惯，除摘卡片外，凡读到古人或名人的一些至理名言都会顺手抄录在一个专用的小笔记本上，如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唐太宗名句：“一勤天下无难事，百忍堂中有太和”等等，类似这样的古训不计其数，为此，数十年来，我深深感悟到做人要诚信待人，做事要勤奋努力，诚、勤两字乃人一生中之根本也，并以此定为自己做人治学的基本宗旨，也将这两字作为自己的书斋名，藉以时刻鞭策自己“做人要诚”“为学在勤”。当年我还请亦师亦友、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用大篆为我撰写斋名，他不仅欣然同意，还颇加赞赏。
刘慧中：江西地处江南腹地，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誉，但由于古代文献的阙如，在史家笔下的江西成为“荒服”之地，甚而至西汉时期豫章郡的海昏县还成为“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的废帝刘贺的放逐之地。正因如此，编著《江西通史.先秦卷》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可您却出一般人所想，仅凭一己之力，将《江西通史.先秦卷》编出了首出之作，请问您是如何做到的。
彭适凡：编写《江西通史》多卷本的动议是年夏，我偕孙家骅同志陪时任江西省委副书记钟起煌去上饶三清山途中由钟书记提出来的，当时我俩即表支持，回昌后钟书记即邀邵鸿和方志远等商讨组建写作班子事宜，初定10卷后扩充为11卷。编写江西地区先秦史确实较难，难就难在没有相关的文献史料，查遍明中期以后历次编纂的（行）省、府、县志，叙及唐虞夏商周时，无不以“地属禹贡扬州之域”一言以蔽之，接下春秋、战国也以地处“吴头楚尾”或“吴楚之际”一语带过。所以要编写江西先秦史，必须主要依靠地下考古资料。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许怀林教授独著的《江西史稿》和省社科院陈文华、陈荣华教授主编的《江西通史》（三卷本），特别是后者，虽引述了一些考古资料，对江西先秦史以一章的篇幅作了概述，但作为一个考古人读后总感遗憾，因新中国成立后，江西考古事业飞速发展所取得的众多成果，远非一章所能概及，当然这不能苛求于两位主编，因体量有限，能辟先秦一章已足重视。正是从我拜读这两部著作之后，启迪和激励我要编写一部江西先秦史的信心和勇气，在讨论新编《江西通史》分卷时，我主动承担了《江西通史.先秦卷》的编纂任务。
信心首先来于自己较为熟悉和掌握了全省各地有关先秦考古新资料，因自己从加入考古行列之始，重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