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处长江中游南岸；新干，位于赣江流域中段。年冬，在这赣江之滨的新干大洋洲发掘了一座震惊中外的商代大墓，出土青铜器、玉器和陶瓷（原始瓷器）等千余件，仅青铜器就达件之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52件礼乐重器，其数量之多，形体之巨，纹饰之美，铸工之精，不仅为中国江南地区所仅见，比之全国商代青铜铸品也毫不逊色。可以说，墓中出土的每件珍品都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瑰宝，都是先民们智慧和汗水的结晶。它的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曾被历史误视为“荒蛮之地”的赣江—鄱阳湖流域，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存在着较为发达的青铜文明，有着一个与中原殷商王朝并存的地处江南的青铜王国。
一、惊世的考古大发现
新干大墓是年9月20日由新干县大洋洲乡农民在该乡程家村涝背沙丘取土时发现的。
新干县（旧名新淦）是江西省中部吉安地区的一个古县，始建于秦，是赣省最早置县之一（图一）。地处千里赣江中游的新干县大洋洲乡，有一片方圆数里的沙滩，静卧于赣江之滨，也不知经历多少悠悠岁月。沙滩上散居着多个大小不一的村落，沙丘周围由于日久天长的垦殖，早已辟为农田和菜圃，有的近年又辟为果园，从地表看，早已看不出是沙洲了。在这一带的乡民中，世世代代流传着一个无头无尾的故事：不知是哪朝哪代，几个富商巨贾或高官显宦择冢葬此，墓冢中陪葬了九缸十八瓮的金银财宝，所以很久以前这一带有好几个封土堆，每个封土沙堆犹如一把雨伞，后来只剩三把半了……（图二）
图一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位置图
图二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墓地远眺
（一）
“九缸十八瓮”财宝出世
程家大队周家村傍的涝背沙丘，西距赣江仅千余米，也就是当地传说“三把半伞”中的一把。据乡民回忆，原来这里的封土沙滩，大体东西径约40余米，南北径约20余米。每年冬修水利时，附近的乡民都少不了要到这里取沙运土，以加固和修补破损的赣江大堤。年9月20日下午，这是一个略显闷热的日子，涝背沙丘上，全乡上千农民在余焰犹炽的秋阳下挥汗掘沙，然后用手扶拖拉机载运到赣江堤上。夏塘村的村民取沙点正好位于沙丘中央，一个年轻小伙子使劲一锹下去，“当”的一声，铁锹被一块硬物阻止，连手臂也感到了震动。他想莫非是碰到了宝物，赶紧扒开面上的沙层，赫然见到一件古色斑驳的青铜圆腹鼎横卧于沙中，几个同村的民工，一看真是挖到了宝贝，于是七手八脚地继续把沙扒开，起出“香炉”，“肯定下面还有！”他们挖的挖，扒的扒，有的要探个究竟是不是“金香炉”，竟将有的铜器砸碎，有的认为“香炉”太大太重搬运不便也将其砸扁砸碎，就这样挖着、砸着，很快大大小小十几件青铜器一件连一件遍体鳞伤地被拉出了几千年的藏身之地。
也不知是谁怪叫了一声：“不得了，九缸十八瓮财宝出世啦！”一时数百名民工蜂拥而至，有加入掏挖的，有混水摸鱼的，有哄抢的，也有劝阻制止的，更多的是瞧热闹的……工地乱了。这时涝背沙丘的主人程家村人，眼看别的村庄人挖了他们土地上的宝贝，竟要求他们交出这批“香炉”宝物，夏塘村民见势不妙，赶紧将八件大“香炉”装上拖拉机强行运走，混乱中，有的民工也将其哄抢到的宝物，用衣服裹好三步并两步地跑回家中，藏匿起来。
（二）
雨夜追宝
消息由村至乡、由乡至县迅速传递了出去。晚上八点刚过，新干县主管文卫科教的谢副县长率领文化、公安两局局长和十余名干部到工地。在夜幕降临的沙洲上，面对喧闹扰嚷的人群，有着丰富农村基层经验的谢副县长，在简单听取了有关哄抢文物情况汇报后，当机立断，在与乡、村干部商量之后，立即宣布三条决定：由公安人员和基干民兵民组成一支坚强队伍，保护文物出土现场，谁要再掏挖抢就绳之以法；连夜分头追回夏塘村民工哄抢走的文物；尽快与附近为配合向（塘）吉（安）铁路基本建设而在牛头城进行考古发掘的省考古工作队取得联系。
文化部门的同志在公安和乡、村干部陪同下，挨家挨户叩门追索被哄抢的文物。在政策的感召下，到21日凌晨3时许，大部分被哄抢的文物都陆续交了出来，粗略统计，大大小小的青铜器总共12件。尚有一麻布袋被砸碎的铜器碎块，追回的较完整器物先集中于县文化局，然后转往县武装部军械库保管。麻布袋装的碎块则暂存于程家村公路旁的赣东饭店。这批被哄抢走的青铜器（包括砸碎的铜器碎块）经后来精心修复，得方鼎、圆鼎、甗、卣、铙、钺、矛等共17件，应该说绝大部分得以追回，但也有漏网之鱼，如有一件虎耳虎形扁足鼎，最后清理时，发现少了一条变体虎形扁足，高约30厘米，不曾想到第二年，竟在英国苏富比拍卖行高价拍卖。
（三）
激动人心的时刻
9月21日，雨后复骄阳。
上午九时，小小涝背沙丘围上了三千多人。除千余民工外，多数围观者是想一睹九缸十八瓮财宝出土之盛况，但其中也不乏自丰城、高安、樟树、抚州等地赶来的文物贩子。“包围圈”越来越小，最里的一层，仅与出土文物点相距二、三米。
当省考古队詹开逊带人赶到现场后，很快作出判断：这无疑是一处极为重要的古代文化遗存。鉴于沙质疏松、无法进行钻探，他们分析研究后，决定先开一4×4米的小探方试掘，由侯远志、徐长青、刘山中（技工）和县馆杨日新同志在现场试掘。领队詹开逊赶赴五里外的大洋洲乡邮电所，向省主管部门电话汇报。
约11时许，詹开逊自乡里返回，当他看到那一麻袋被砸碎了的青铜器碎块时，那栩栩如生的圆雕的虎耳，造型奇特的变体虎形扁足，一时惊呆了，一颗心不禁怦怦直跳：“这不是和年樟树三桥横塘出土的虎耳虎形扁足圆鼎一样吗？”“这是典型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当年樟树发现的那件虎耳扁足铜鼎因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商代珍品而被中国历史博物馆俞伟超馆长征调而去，而今天出土的不止一件、二件！也许70年代吴城遗址发掘以来省内同仁们寻找的东西就近在咫尺。
与此同时，正在沙丘上试掘的同志也有惊人的发现。原来试掘仅推进55厘米就发现一片灰褐色的沙层，扩方后可清晰地看出长轴约2米的椭圆形分布范围。拍照后，剔去表层，发现三堆器物呈品字形分布着：一为鼎、豆、鬲等小型青铜礼器；一为宽刃剑、刀、斧、锥、凿等青铜兵器和生产工具；一为陶器。三堆器物，均叠压而置，刀、匕首多数都被折断成数截，木把手虽多已腐朽，但有的铜箍尚存，一些柄部的漆皮和背部的朱红尚清晰可见。在远离中原的南国一旦看见这些青铜“重器”的出土，他们个个都惊喜得无法自持，徐长青跪坐在炙热的沙土上，喃喃地说：“天哪，不会是我的眼睛看花了吧!”杨日新馆长虽年过半百，也忘了昨夜因通宵未眠而疲惫劳累，竟欣喜若狂：“这下我们江西、我们新干要出名了！”
为安全起见，县、乡领导要求先取出文物，詹开逊等无奈，只好遵照县领导的意见，面对现实，打破惯例，变通作法。在认真仔细测量、记录和拍照后，先取出这三堆文物。然而，三堆文物刚取出，东侧又有几件大型的青铜礼器、乐器露出端倪。仍然为了安全考虑，只好再次违心破例，只是为了取得资料的完整性，全由考古队员自己动手，其中仅一件塞满沙土的四羊铜罍就达百余斤。待全部文物取出后，沙滩已被夕阳的余辉映得通红。疲惫、饥饿向考古队员袭来，大家已经快12小时未进一滴水了。
22日上午，继续试掘，队员们依然精神抖擞，但内行的人都知道动作全是“慢镜头”。宝藏实在太丰富了，到了午后，三十余件青铜器又暴露地表，但这次詹开逊坚持不把文物取出来，他们要等省里来人。
（四）
“我们考古目的不是单纯为取宝而取宝”
21日上午，正在开会的省文物局杨凤光局长接到詹开逊从新干打来的电话，告之大洋洲因民工取土发现了一批青铜器，下午，消息传给了我，但具体有关情况并不十分清楚。22日上午，在商定了《江西古代文明史》和《广昌恐龙展》等有关国庆节开馆事宜之后，于午后一时，即与杨凤光同志并李科友、余家栋、程应林、陈新民、彭印?等同志驱车直奔新干。一路上，我揣测着，如果真的是商周青铜器，像以往樟树三桥那样发现两三件就已经很了不起！若真的是一批的话，莫非是出了一个宋以后仿古铜器窖藏？
约四时许，当我们一行来到现场时，只见人山人海，把文物出土地点围得水泄不通。我们好不容易挤到最里面，只见詹开逊等正蹲在坑里紧张地操作，他们见到我们后犹如盼来了“救星”，其欣喜的程度可说就差跳起来。这时，我一眼看去，只见沙坑里已显露出多件青铜器，按个体，有圆腹鼎3件，三足提梁卣2件，方鼎1件，尚有铜矛、铜戈各2件以及多件陶罐等。特别吸引人的是那件斜卧着的方鼎，器腹上满饰兽面纹，立耳上似附着一虎面。我顺势把沙拨开，原来是立耳上卧着一只圆雕老虎，这不是典型的商代晚期器物吗！证明我来时路上的揣测完全大错特错。在详细地听取了詹开逊汇报后，大家一致感到：这决不是一般的发现，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遗存，应该立即暂停发掘，就地保护，从长计议。
当晚，由省文物局领导主持，在大洋洲乡政府召开了有县、乡领导和省博物馆、省考古所领导以及全体考古队员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围绕下一步如何做好科学发掘展开热烈讨论。有的主张为了安全起见，同时考虑日夜守护开支太大，最好今天晚上连夜将宝物全部取出，以免夜长梦多；有的主张明日继续发掘，发现一批文物取出一批，只要做好绘图、拍照工作就可；但更多的同志则认为，我们考古的目的不是单纯为取宝而取宝，考古学的终极目的是通过考古资料去探索人类过去的物质、社会和精神等方面的文化内涵，从而揭示其发展和演变规律。讨论持续到凌晨2点，最后作出四条决定：第一，这是一项重大考古发现，应立即上报国家文物局，并请示保护和发掘事宜；第二，在文物出土点周围，划定40×60米的保护范围，然后用篱笆或其它方法围护起来，在围护墙未建起来之前，固定25名公安干警和民兵日夜轮流值班守护，经费由省里解决；第三，牛头城遗址发掘中止，考古队全部转到大洋洲来，并做好科学发掘的准备工作；第四，在围护墙建好后，再统一组织发掘队，严格遵照考古规程精心地进行科学发掘。
23日中午，省文物局杨局长返回南昌后，下午即用电话向国家文物局领导作了汇报。翌日，国家文物局来了三条指示：一、组织力量，确保文物安全；二、同意抢救性发掘，但范围不能太大，首先要确定好方案；三、一定要进行科学发掘。
25日，省文化厅正式成立了新干大洋洲考古发掘队，由江西省博物馆馆长兼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彭适凡任领队，队员由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林、詹开逊、侯远志、刘山中和新干县博物馆杨日新等组成。考古队在涝背沙丘文物出土地点用白灰划出40×60米的保护范围，随后即组建“围护墙”。
（五）
按操作规程精心发掘
10月底，高度超过二米的竹篱笆护墙建成，仅留出一个小门进出。为了确保文物安全和发掘工作顺利进行，在围护墙门口还张贴了布告，并盖上新干县人民政府大印。11月6日，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发掘正式开始。
到11月16日，全部遗存已基本暴露地面。除东头的陶器群外，在东西长约8米余，南北宽近4米的范围内，除西北角外，均布满了铜器、玉器和陶器。仅从已露出的局部体形特征看，以扁圆虎足鼎、瓿形鼎、假腹盘，贯耳壶等中型礼器为主的青铜器群见于东南角，同它们在一起的还有箕形器、犁、斧等生活生产用具以及造型特别的双面神人头像（图三）。东北角为陶器群，但间有一堆铜镞和一件铜鬲伴出。中央部分的器物群可分两组：东为青铜鼎、壶和大量小口折肩陶罐等；中部是铜戈、矛、勾戟、带銎钺等小件兵器，周围较集中显现出大量玉器，如带穿孔小榫玉笄和折断叠置的玉戈，还有侧身羽人玉神像，以及环、玦、管等佩饰……令人眼花缭乱。西南部也见有器物群，铜器有钺和大量的戈、矛，陶器主要是豆和小口折肩罐。西北角倒一片空白，经核对，原来是抢救试掘时取出的部分大型青铜器的分布处。经民工回忆和现场记录还证明，被哄抢的17件青铜器原置于西北部（图四）。
图三中型铜礼器出土状
图四东南部中型铜礼器及陶罐出土状
（六）
一场诚挚的“劫持”行动
10月28日，我国著名冶金史专家华觉明教授和苏荣誉先生应邀来江西指导瑞昌铜岭矿冶遗址的发掘工作，顺便带来则一重要讯息：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将于下月17-19日在湖北黄石市主持召开有关铜绿山矿冶博物馆是否搬迁的论证会。所以当11月6日大部分文物显露出来，大家热切希望国家文物局领导和专家前来指导时，省文物局领导立即向沈局长联系汇报，希望他在黄石会议结束后顺道南下来赣指导，沈局长满口答应。我们当然万分欣喜地在工地等待，但等到11月18日，得到确切消息，沈局长因急着返京参加紧急会议不能来赣。这下我们的心凉了半截。怎么办？下午我返回南昌，一路上，我反复揣摩着：沈局长一行已到我们家门口，如果能当面向他汇报大洋洲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发现，当面描绘这一空前的壮观场面，不信他不会改变主意！何况沈竹局长是我们的老领导，对文物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我主意已定，亲自赴黄石接他们。
11月19日，一个难忘的星期天。正午12时许，我立即起程驱车直奔黄石而去。由于车况不好，车速较慢，路途也不很熟，当我们抵达黄石海观山宾馆敲响沈局长的房门已近深夜11点了，沈局长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认真地听取我的汇报。当汇报到已经取出的商代青铜器大小就有近百件，经发掘已暴露出来的至少还有近百件时，他开始心动了：“呵，这真是千载难逢呀！不过我必须赶回去开会呀，明天回京的机票已买好了，那怎么办？”他犹豫了一会，起身来回走了几步，然后快言快语地说：“行！但你必须保证我22日飞回北京。”我说：“一定！”随后，我拨通了我省分管文博工作的省文化厅刘恕忱副厅长家的电话，请他出面务必解决沈局长22日的返京机票。
（七）
“江西文博工作进入新的阶段！”
11月21日，原国家文物局沈竹副局长一行，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乌恩、殷玮璋，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李作智，国家地质局总工程师徐一龙等专家来到新干大洋洲考古发掘现场，当我们把油布和塑料薄膜层层揭开，面对如此大量瑰宝，人人都大吃一惊。沈局长十分激动，连声说：“衷心祝贺你们！衷心祝贺你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南方地区竟能发现这么多的商代青铜器，这样集中出土，真是大饱眼福。新干县立了大功！”“瑞昌发现了商代采矿遗址，今天又出土这么多商代青铜器，连续抱了两个金娃娃，江西好运气，这不仅运气好，而是工作做得好！可以说江西文博工作进入新的阶段，这就给你们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乌恩说：“商代青铜器群过去都只是在北方出，没想到南方也出，真是大开眼界！”殷玮璋说：“我用三个字表达我的心情‘太好了’！”李作智连声说：“不虚此行！江西的确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沈局长和专家们在对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作出高度评价同时，也对下一步科学发掘和青铜器保护等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指导意见。
11月26日，国家文物局向江西省文化厅发来贺电，称“这是我国近年来文物考古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它标志着江西文物考古工作进入一新阶段。”
（八）
“江南古代文明史要改写”
新干考古大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全省全国。省内以及北京、上海、河南、湖南等省市的考古、历史和青铜器专家闻讯纷至沓来，穿梭于南昌——新干之间。省内有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历史学家周銮书，省社科院副院长、历史学家姚公鶱，省社科院副院长、著名农业考古专家陈文华以及文化厅领导郑光荣、刘恕忱等（图五）。省外著名学者有马承源、李学勤、邹衡、张长寿、安金槐、陈佩芬等，他们的到来，都很客气地说是来学习，但对我们来说，都是想请都请不到的佳宾。他们在参观了现场和出土青铜器后，无不喜出望外，赞不绝口。上海博物馆馆长、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一行是省外第一批到考古发掘现场参观指导的贵宾，并在县武装部军械库里观赏了已取出的青铜器，马馆长连声赞道：“大开眼界！”张长寿先生则谓：“大饱眼福！”马馆长还说：“新干这批青铜器必将轰动全世界！”李学勤评价这一发现的重大意义时说：“今天还难以估计，还要有相当一段时间也许才能体会到。不过，通过该墓的发掘，江南的古代文明史要改写，商代的古代文明要重新评估，从高度、广度来说都不过分。”邹衡教授则一言以蔽之：“这次发现的意义怎么评价亦不过分！”
图五历史学家周銮书和姚公鶱考察墓地现场
国外学者中第一个前来参观考察的是罗泰教授，随后，罗泰夫人、贝格立教授和艾兰博士等也先后来到南昌，在参观了大洋洲出土文物后，都一致肯定了这一地下艺术宝库的发现，为中国古代文明史和民族史的研究揭开了新的篇章，暗示着传统的江南这“荒蛮服地”的历史误会的终结。回去后，他们分别对新干出土的礼器、乐器和兵器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九）
科学发掘是考古队员天职
11月23日，我们即着手分区对遗存进一步清理，特别是严格按考古操作规程科学地把一件件文物取出来。
为了获得更全面、更完整的发掘资料，通过文化厅请来了省艺术档案馆摄影师李航，并由该馆党支部书记邓金茂带队前来，对发掘的全过程和文物的出土现场都进行了详细拍摄。为了加强现场绘图和摄影工作，特意从省考古所、省博物馆增调来王上海、饶德文。在发掘最紧张的日子，正逢新余博物馆的徐若华、李小平、王强等来工地参观，他们也满腔热情地协助我们做了很多具体的如包扎装箱等工作。
在清理过程中，对所有出土文物，哪怕是一块石块，也都认真地进行了测量、绘图和摄影。有的文物取出后，又发现下面叠压有文物，如东部一堆陶罐下压着一堆青铜镞，其旁还有溜肩铲、刀等，这堆铜镞整齐地重叠在一起，前锋都朝同一方向，铜镞就达70余枚，铜镞的铤部不同程度地残留着箭杆痕迹，有的铜镞表面尚粘附着漆皮。为了不遗漏哪怕是一颗玉珠，考古队员们个个全神贯注，小心翼翼，一蹲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开水跟不上就啃着萝卜解渴（图六）。对坑内关键部位的沙土，都细细地翻过去掏过来，侯远志更是细而又细，“功夫不负有心人”，11月24日他首次在土坑东南部的沙土中搜寻出9颗仅剩珐琅质的人牙。以后两天又分别在两处沙土中发现15颗牙齿，后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韩康信教授鉴定，它们是分属于三个不同个体的人牙。
图六考古工作人员发掘清理照
12月2日，显露的文物已全部取出。文物取出后，对文物堆积底部的沙土呈色、包含物等究竟怎样？这对于分析遗存的性质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想，不管以后学者们如何判断遗存的性质，但科学发掘是我们考古工作者的天职，我们的责任就是尽最大努力认真地发现和如实地记录好一切考古现象。因此，我们自己动手执铲，将底层作成平面，然后对平面的沙质呈色及包含物进行细致的观察和分析。
（十）
吴官正省长的一个电话
12月11日，国家文物局文物处李季处长和王军副处长陪同著名青铜器和文物保护专家李伯谦（北京大学教授）、刘观民（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宋曼（中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和李化元（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等赶来南昌，在察勘大洋洲后提出：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把全部出土文物运至南昌，文物不运回省城，一切都是空谈；立即制订一个详细的文物保护和修复方案；有一个必然就有第二个埋藏，在涝背沙丘地区要作进一步勘查工作，要尽早着手资料整理，适当时候召开新闻发布会。
为了尽快将出土文物运回南昌，从10月间开始，省文化厅和省文物局领导就多次与新干县领导交涉，但县领导总希望这批宝贝能留在新干。对县里同志的这种心情和愿望，我们深为理解，只是这批青铜器锈蚀严重，损毁过甚，保护与修复任务十分艰巨，从文物保护和发挥文物作用的全局考虑，当然以集中到省城为好。12月26日，我偕省文物局赵承告副局长一行，持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再次来到新干，与县领导商量，县领导答复是研究研究。
眼看这批青铜器已出土数月尚未开始保护，大家焦急万分。如何能做通新干县领导的工作，请他们予以理解与支持呢？我心想“山穷水尽疑无路”，只有最后一张王牌——找吴官正省长了。那是年春节过后一个周末傍晚，我们来到吴官正省长家里，吴省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原来他对新干的重大考古发现早有所闻，并对当初未能抽空到发掘现场看看深表遗憾。当我汇报到全部文物至今尚未运回省里时，他微笑说：“这怎么行呢？应有全局观念嘛！”并答应过问此事。果然第二天吴官正省长亲自给新干县委书记挂了电话，并由张逢雨副省长召见了新干县委书记、县长和文化局长，宣布了省政府关于大洋洲出土文物全部运回省城，统一修复珍藏的决定。
年2月25日，江西省博物馆党支部书记樊昌生一行抵达新干，在新干县委、县政府积极配合下，大洋洲出土的全部文物在武警的严密护卫下安全运抵江西省博物馆。
之后，即开始着手对出土文物进行保护、修复和摄影、绘图、拓片、鉴定及报告的编写和研究等工作，一场新的战役开始了。
年11月10日，江西省文化厅在南昌召开新闻发布会，厅长郑光荣在会上宣告：“新干商代大墓青铜器群的空前发现，不仅是中国南方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而且将为我国青铜文化的研究揭开新的篇章。它们提出的种种发人深思的新问题和揭示的奥秘，必将给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作用目前尚难以估量。”同日，表彰大会在江西宾馆召开，一批发现、保护发掘新干大洋洲遗存的有功单位和个人受到国家文物局和江西省文化厅的嘉奖。
年2月，《中国文物报》邀集著名考古学家评选全国重大考古发现，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群的发现，荣幸地被评为我国“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自此，新干大洋洲的惊人考古发现，很快传遍了五大洲，在海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
二、新干商墓与吴城文化的关系
新干大墓出土随葬品的特点是数量多，种类杂，形制奇，铸工精。据统计总数达件，其中青铜器件、玉器件（颗）和陶瓷器（原始瓷）件。青铜器中礼器圆鼎（图七）、方鼎（图八）、鬲、甗（图九）、盘（图一〇）、豆、卣、壶（图一一）、罍（图一二）、瓿、瓒等10种共48件；乐器有镈（图一三）和铙（图一四）计4件；兵器有戈（图一五）、矛、勾戟、镞、钺（图一六）、匕首、短剑、拱形镂空锋刃器、冑和鐏等计件；农业生产工具和手工工具有犁、锸、耒、铲（图一七）、铚、锛、镰、斨、魚叉形器以及裁制刀、凿、手斧（图一八）、刻刀、锥、砧等计件；其它杂器有匕、箕形器、扣和多种附饰件等计45件，特别是尚有伏鸟双尾虎（图一九）、双面神人头像（图二〇）和羊角兽面等三件神器艺术品更为世人所瞩目。
堪与青铜器媲美的是件（颗）玉器。各式玉器中有完整的25种共70余件，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用具、装饰品和艺术品六大类。其中礼器有璧、琮、璜、环、瑗等计16件；仪仗有戈、矛、卫勒等计7件；工具、用器有铲、扉棱片等9件；装饰品有玦、镯、筓形饰、项链（图二一）、腰带、串珠、柄形器、长管形饰、长条形饰、蝉、蛙、鱼、神人兽面形器（图二二）等计40件；艺术品有水晶套环、玉羽人（图二三）等计3件；其它还有圆箍状器、玉片、玉泡等。出土玉器几乎囊括了中国上古玉器的所有类别，足见当年文明发展水平之高。
图七立耳锥足圆鼎
图八乳丁纹虎耳大方鼎
图九立鹿大甗
图一〇假腹盘
图一一贯耳壶
图一二四羊罍
图一三镈钟
图一四云纹大铙
图一五虎头戈
图一六大钺
图一七铲
图一八手斧
图一九伏鸟双尾虎
图二〇双面神人头像
图二一项链出土状
图二二神人兽面形玉饰
图二三玉羽人
此外，还在棺外椁内三处共发现21枚残齿冠，有关专家鉴定，为三个年龄相异的个体，即1-1.5岁幼儿个体，不大于10-11岁未成年个体和20-30岁之间的成年个体。另在棺东北角出土猪牙一排。还出土有骨镞、朱砂等。骨镞6件，通体作柳叶状，双面弧刀，中有隆背，尾部收拢形成关部，无翼，铤均残。出土时，器物粘有朱红。通长6-7.2厘米。朱砂为粉红色的细砂状小粒，重克，出土于西侧二层台上，成一小堆与青铜工具、兵器置于一处。
自新干大墓于年发现以来，至今已整整21年了，不仅国内很多考古学者，就是海外也有不少学者开展了对其深入研究和探索，其中，既有共识也有歧议春，尤其在有关遗存的性质、年代和族属等问题上歧异最大。我们认为，对这一千载难逢的重大发现及相应带来的种种千古之谜，有不同意见是极为正常的，也是必然的，这正是我们学术繁荣的具体体现。对我们过去所持的一些观点和意见，也应与时俱进，进行不断的审视和分析，明显有误的应予以纠正，只有这样，我们的水平才能不断提高，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前进。本文，我们仅想就新干商墓与吴城文化的关系作一探索。
樟树市（原称清江县）吴城商代遗址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发现的，它是至今中国南方地区已发现的众多商周遗址中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为丰富的遗存之一，特别是通过科学发掘对吴城城址的确认后，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吴城遗址是远在三千多年前的一处集政治、经济、文化和礼仪为一体的方国都邑遗存。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发现后，给考古、历史学界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重大课题。吴城与大洋洲同处赣江中游盆地，只是前者在赣江之西，后者在赣江之东，直线距离仅20公里许。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这自然成为学界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