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朱茜芸老师见面时，她刚刚结束一场由她举办的中日学生交流会。交流会结束，下一堂课的学生已经陆陆续续来到教室，而她急匆匆地小跑赶回来，取她落下的水杯，然后扭身对我们不好意思的笑笑说：“走吧。”
可爱，笑起来眉眼弯弯的。这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
她带过的学生这么评价她：“教传媒里日语学的最好的，学日语里面画画最好的，会画画里面长得最好看的。”
朱茜芸本科在中国传媒大学读网络新媒体专业，大三时突然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当然，工作也很好，但还是想再出去见识见识。”去哪儿呢？喜欢动漫和画画的她，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日本。因此，她在毕业前裸考过了N3（日语N3考试是国际日本语能力测试中级别的考试）后，背上行囊，只身前往了海那边的国家——日本。
"肯练，你就比别人快"在一个陌生的国家生活、学习，最重要的就是语言。因为日语能力考试并没有对口语的要求，所以对很多初来乍到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口语是最薄弱但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虽然语言学校的老师上课都说日语，但这肯定不够。”每天六个小时的纯日语授课，并不能满足朱茜芸练习口语的需求。“下了课其实是有很多时间的，不管你是选择打工还是做别的事，最重要的是：抓住一切机会，去所有你能去的地方练口语。”朱茜芸告诉我们，因为她的语言学校在新宿附近，因此，为了练习口语和更快的融入新环境，她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去新宿逛街。“倒不一定会买，但是我但凡遇到了不知道的东西，就一定会主动问店员‘这个是什么？要怎么说？……’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大量的词汇。”
除此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所有能跟日本人对话的场合，都是她积累词汇的机会。“刚开始很困难。”她回想，“在日本的便利店买东西，不对话是完全可行的。但只要店员讲话我就一定会听。记得有一次买鸡块，店员问了我一个词，我当时没听懂，后来才反应过来，他问我是要带骨头还是不带骨头的——ほねありとほねなし、どちらですが。这样我就能记的很清楚。”通过这样的日积月累，短短四个月，朱茜芸的口语表达能力得到飞速提升，也让她在与庆应大学教授的面谈中备受青睐。没有N1成绩证明，庆应大学就向她抛出了橄榄枝。“流利的日语会让导师知道你是具备沟通能力的学生，所以说语言，是给导师的印象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语言学校学习的一年中，她花了比别人多几倍的精力，也比别人更快的收到了庆应大学的通行证。她总结道：“我不是学霸，我只是把这个环境里所有能利用的资源都利用起来而已。”
“不接受太亲密的关系”在语言学校时因为奖学金少，又不愿太花家里的钱，而且为了全身心的备考，朱茜芸也没有选择打工。“当时为了省一点钱，每次买菜的时候都会专门去好几家超市比较价格，挑便宜的买。”东京的物价很高，作为留学生，压力之大也可想而知。在外求学时的辛苦，如今回想起也终于能风轻云淡的说出口。
读了修士（日本修士相当国内的硕士）后，奖学金多了一些，时间也相较之前充裕了很多，不喜欢跟人打交道的她选择在庆应大学的图书馆（MediaCenter）进行课余打工。“工作内容就是做一些很简单的书籍整理，有学生来问的时候帮忙找资料而已。”不过在那段打工经历中，让朱茜芸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新加坡女孩，她们因为一起打工而相识，也经常会在没人的时候一起聊天、吐槽。这段友谊随着毕业划上了句号，而人跟人也就是在这样短暂的一期一会中，完成生命中一段又一段的“卒业式”。
不管是研究室的同学，还是课余结识的朋友，朱茜芸跟大家相处的都很愉快。在东京这样一个仿佛专为年轻人而打造的城市中，只要你愿意，总能找到乐趣。不过，日本是一个个体意识非常强的国家，留学生大多都是一个人在外住宿。所爱隔山海，远离家人、朋友独自生活，难免会觉得孤单。当我们问她是否也曾想家时，朱茜芸坦言，“确实有，可是我并没有那种特别强烈的‘一定要回国、陪伴父母’的想法。因为在日本呆久了，人会变的独立。日本对于家庭关系、男女关系的感情都是比较淡的，他们不太能理解中国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特别亲密的交往。”在这样的文化差异下，她也逐渐接受了日本的相处模式——尊重隐私，彼此之间保有安全距离。而排解孤独的方法，就是在这座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乐趣。
“害怕做错事，压力很大”谈起爱好，除了游戏、画画、动漫，朱茜芸还对Lolita文化很感兴趣，是一名合格的lo娘。Lolita服饰是指以哥特风格、甜美风格和复古风格为基础的服饰，概念沿自欧洲宫廷、贵族、洋娃娃等，在日本被逐渐广泛传播，成为一种独立的服饰风格。
日本作为“宅文化”的聚集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小众群体。而当我们问起“在日本是不是能无所顾忌的穿Lo裙”时，她却摇了摇头。“在日本，虽然大家私下都有各种爱好，包括穿JK制服、Lo裙、女仆装、Cosplay等等，但是这些都是一种亚文化。在新宿和涩谷这些地方穿很正常，因为穿的人很多。但是他们不会在工作和上学的场合穿。这是个人的兴趣和隐私，如果把这些暴露在大家面前，很容易被人议论。”
这种带着局限性的文化包容跟日本的“中流意识”有关。“中流意识”即认为自己是普通人，在以中产阶级为主流的日本社会，中流意识就是主流意识。不管平时再怎么有个性的人，在就职活动中，着装都被统一规定为西服，并且有着严格的要求：必须是黑色，男生的衬衫必须是白色，女生也大多是白衬衫，很少一部分是粉色；冬天再冷也是西装裙，而丝袜是最薄的那款。日本企业不需要个性张扬的员工，而人们也害怕做人群中引人注目的那个人。身为一名外国人，压力则会更大。“你会很害怕自己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所以只能向日本人学。可是日本人通常又不太会把规则置于表面，做错了他们也不会说。因此人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下。尤其在工作岗位上更是如此。朱茜芸说：“他们找工作时很压抑，黑压压的全都一样。这是日本的一种惯性，我不喜欢。”
“有的比较开放的公司，比方说互联网公司、相对欧美风格的公司，要求就会松一点。”她举了曾经面试过的一家公司“P站（Pixiv）”为例，这是一个主要面向日本用户的艺术家社交网站，曾被称作日本最成功的画作投稿社交平台。“工作氛围很好，也允许穿私服来参加说明会。”但这类新兴互联网公司规模很小，跟日本老牌企业相比不够稳定，“对于日本人来说，它（P站）并不是最佳的职业选择。他们认为找工作是一件人生大事，频繁跳槽的情况非常少见。日本人在选择工作时往往会做大量功课和自我分析，投很多简历，然后再从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
“会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年轻人的压力并不大，因为就算他们只打工做兼职，也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平成年后出生的人，被称为在日本社会宽松教育政策下成长起来的、“没有野心”、“没有竞争意识”、“没有协作性”的“宽松世代”。年，日本NTV播出电视剧的《宽松世代又如何》就讲述了出生于年、人称“宽松世代”的三名男子因事业、家庭、友情和爱情而困惑，却一直在奋斗的故事。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年轻人的多样化却“比我们多”。朱茜芸说到，“他们在十八岁之前接受到的教育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虽然我们能看到很多人懒懒散散的，也不知道他们平时都在干什么，但其实每个人的喜好都有非常大的差别。”她以自己的一个日本同学为例，“他虽然学习一般，但我很佩服一点是，他每年都会去柬埔寨做志愿者，看望那边的小孩。后来他修士毕业后，考了北大的医学部，读的本科，且仍旧继续着志愿者的活动。我觉得他是发自内心的想要为发展中国家做一些事的。而我们国家的学生，能做出这种选择的并不多。”
朱茜芸又向我们举了一个“庆应学霸”的例子。这位“学霸”喜欢钻研、喜欢读政治类的书，也喜欢动画。后来考取了东京大学的博士。有一次，正赶上日本的首相选举，他若是想投票就必须回到自己家乡。为了能给自己支持的政党投票、行使自己的这份权利，他专门坐新干线回到了自己家乡。朱茜芸很感慨的说到：“我很佩服他们的这种自主意识。也许某件事情在我们看来没有意义，或者说并不符合我们人生规划，甚至可能我的那个北大同学到三十岁都没毕业。但他们喜欢，他们就会愿意去尝试。他们对于国家和世界的意识确实要比我们大学的同学要强一些。”
除了两国年轻人的个体差别，在庆应大学攻读修士的日子里，朱茜芸也深刻体会到了两国大学在教育上的区别。“国内的大学毕业论文太不规范了，没经过实地调查，没有数据收集，就能完成一篇论文。”她告诉我们，“日本的学生在做学术方面比起国内有更系统化的教导。他们从大三开始就有教写论文的研究会，老师随时跟进，提出意见。毕业作品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准备、研究才能完成的。”
平时的课堂也是如此。现在作为新传院的一名老师，曾经上过她的课的学生回忆说，朱茜芸老师对于上交作业的Deadline特别严格，“她会查看文件的创建时间，如果是在她要求的时间之后的作业，会被打回去。”这样严格的上课风格，跟她在日本所接触的文化息息相关。她说：“我特别反感不守时。还有，如果有学生在小组合作中打酱油，我会给他打很低的分——如果不这么做，就是对其他学生的不公平。”
意外的是，这样的上课风格并没有遭到大家反感，反倒有学生评价她“见解很独到，私下很可爱，上课很专业，是一位无法让人讨厌的老师。”甚至被亲切的称为“姐妹老师”。
日本的留学经验，使朱茜芸的课更加生动，与学生的关系也更加自然。她经常会跟学生分享自己留学时的趣事，课后也会跟大家聊一聊自己喜欢的动漫、游戏。她享受这样的时刻：“现在在学校当老师，教我喜欢的东西，跟学生在一起，我觉得这样就挺好。”
朱茜芸的创作作品郭佳欣陈馨雷赞赏